周義興

　　最近，國家統計局上海調查總隊調查統計發現，今年前三季度，長三角16城市的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較快，增幅全部達到二位數。從收入來源看，上海城市居民工薪收入占家庭總收入73%，在16城市中位居第二；對浙江7城市來說，經營性與財產性收入在總收入中所占比例明顯高于上海和江蘇8城市，這表明個體私營收入是浙江居民收入重要部分之一；而在轉移性收入方面，江蘇8城市則略勝一籌，這表明江蘇8城市，在社會保障和民生問題上取得顯著成效，居民轉移性收入已成其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解放日報》11月10日)。

　　應該說，以這次國家統計局上海調查總隊，對

長三角16城市居民收入調查統計的結果看，二位數的居民收入增長，及其上海、浙江和江蘇居民收入所體現出的不同來源特征，使人們可以在相當程度上能夠清晰了解到長三角16城市之間各自所有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與轉移性收入見長的居民收入增長、經濟發展特征，以及與居民收入的關系與影響。就此可以說，如此的居民收入情況統計，于公眾對社會發展的了解肯定是一件不可或缺的好事。

　　不過，同時讓人覺得有點遺憾的是，如此的統計雖然對居民收入增長的已有了比較清晰的描繪，可畢竟還只是對城市居民收入平均數的統計，至于這收入增長在全體居民中是如何分布，各自又有什么樣的差別等能體現出一定社會公平的數據，應該說，人們從這些數據中仍然難以有所了解。對此，就以上海的工薪收入來說，公眾也許就很想知道：這些二位數的工薪增長，在城市最高與最低收入群體之間是怎樣分布的，在不同行業之間是否又存在一定差別？因為，如果居民收入的增長過于集中于高收入階層，而低收入群體增長很少的話，那結果就可能會進一步拉大社會貧富差距，這就顯然與社會公平發展的要求所不符。

　　所以顯而易見的是，如果只有城市居民收入增長平均數的統計，社會公眾就很難對如此的居民收入增長作出社會性質、也就是是否具有公平性的判斷，而社會發展的公平性，恰恰是十七大所強調的發展應有特征。因而，筆者就此也想建議相關統計部門：居民收入統計有平均數，更要有公平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