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攀

　　正在步入老齡化社會的中國，僅靠政府買社會保險，遠遠不能為民眾提供足夠的養老保障。在今天的北京CBD國際論壇上，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北京CBD國際論壇秘書長龍永圖說，西方的經驗證明，政府大包大攬是不可持續的。(《中國青年報》9月13日)

　　有關資料顯示，目前我國60周歲以上老年人已經達到了1.43億人，占總人口的11%，預計2020年將占17%，2050年將占到31%。同時，我國人口老齡化具有未富先老的特點。發達國家在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DP基本上是在5000美元至1萬美元，而我國2006年人均GDP僅有2000美元左右。

　　的確，如果養老問題全部指望政府是可能力有不逮。應該看到，一方面，家庭養老在中國還很普遍，這不僅跟國人傳統的養老觀念有關，更是中華民族的一種美德；而另一方面，商業

　　養老方式多樣化是緩解政府壓力的必要，而且西方經驗也證明，政府大包大攬是不可持續的。但問題是，目前由國家主導的社會基本養老保險覆蓋面小、水平低——到2005年年底，全國擁有國家養老保險的從業人員為1.66億人，只能覆蓋全國從業人員的22%；大量的農民工和非正式就業人員都沒有養老保險；在農村，農民更是幾乎全部無緣養老保險。

　　在養老問題上，政府還需要更進一步努力。而此時公開提出“養老問題不能全部指望政府”會不會成為政府轉嫁責任的借口？類似的先例不是沒有。比如，由于“教育問題不能全部指望政府”，有了教育市場化，結果造成老百姓上學難、上學貴；再比如，由于“醫療問題不能全部指望政府”，有了醫療市場化，結果造成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

　　無論是教育問題，還是醫療問題，都是在“不能全部指望政府”的借口下，政府“理直氣壯”地減少投入，把原本由政府承擔的教育和醫療成本轉嫁到老百姓頭上。現在，養老問題也“不能全部指望政府”，會不會與教育、醫療等一樣，出現政府減少投入或者在目前低水平上停滯不前，把全社會的養老擔子一股腦地甩給老百姓？

　　作為養老的必要補充，強調家庭養老、商業養老，探索其他更加多樣化的養老方式，都是必要的。但養老畢竟是政府應盡的責任和義務——勞動者在退出社會化大生產后，理應得到政府的回報。也許，因財力問題，養老不能全部指望政府，但這不是轉嫁壓力的理由。因此，在目前國家主導的養老保險覆蓋小、水平低的情況下，這切忌成為推卸責任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