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點時評

　　曹林

　　沒想到九江大橋撞出個出人意料的大秘密——這座1988年建成通車的大橋，投資早就收回，如今收費完全是“干賺”。在許多路橋超期收費牟取暴利的語境下，這個秘密激起輿論對九江大橋收費合法性的質疑——該省交通廳8日表示，九江大橋作為經營性項目收費，完全符合當時的政策規定，也不違反現行的規定(《新快報》9月9日)。與這條消息相映成趣的一條新聞是，一市民在杭州開車時，碰上路人搭車收了6元“油錢”，沒想到竟因此被城管罰兩萬元，理由是涉嫌非法營運。(《中國青年報》9月8日)

　　廣東省交通廳引這條法律、據那個文件來證明大橋收費的合法，杭州市城管部門也引那條法律、據這個條例來證明收費拼車的非法，一個個法規條文規章條例看得人眼花繚亂。引法據規，以法條為依據判斷一種行為的合法性，這似乎是公權力尊重法治、依法行政的表現。但我總以為，主宰路橋收費和拼車收費兩件事的其實不是法律，而是政府的部門利益：只要其中有私利，再不公平、再不合常理、再傷害公益、再違反法規，政府也能竭力為其找到法律依據；反之，惠及再多的百姓、再合乎情理、再有法理和公益支撐，也會被相關部門挑出“非法”的刺兒來，貼上“整治”的標簽。

　　可見，實質上合不合法不要緊，真正主宰合法性判斷的，是“政府能否從中獲利”。

　　路橋收費就是如此。許多超期收費的公路并非企業經營，而正是政府在“收費還貸”的名義下收買路錢，成為政府取之不竭的“小金庫”。即使是“經營性路橋”，也與政府部門或官員個人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糾纏，即使收費傷害公益、違反法規，政府也會竭力為其進行合法性辯護。

　　而收費拼車則相反。政府能從出租車管理模式中獲得相當多的利益，但卻無法從私人“拼車”中受益。在這種民間自發的合作中，司機能獲益，拼車人能獲益，公共交通能獲益，增加了社會總福利，可它偏偏被界定為“非法”了。

　　不僅收費拼車如此，小產權房，民間應對高房價的合作建房等，都因為政府無法從中受益(地價收入、配套費、契稅等房地產收入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而遭遇警告乃至封殺。再比如打工子弟學校，雖然解決了許多農民工子女上學難的問題，卻因為不合要求(當然也包括稅費要求)，而被貼上非法標簽。以至某地教育部門查封當地一所“缺乏辦學手續”的打工子弟學校時，許多艱難求學的農民工子女也曾無奈地問：我上得起的學校，為啥都是“非法”的？

　　是啊，從收費拼車到小產權房，再到打工子弟學校，為何人們消費得起的東西都“非法”呢？這個問題換個問法是：許多合法的東西，公眾為什么都消費不起？比如，名正言順的大產權房，軟硬件合乎標準的名校。法律依據是用來保障民權，還是用作向民眾收保護費的借口？

　　從事實看，收費拼車、小產權房等確實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據”，但法律不是僵化的，既然拼車、小產權房是民間在解決交通和住房問題上的一種自助創新，公眾追捧表明了這種創新的內在合理性，從效果上看，也確實增加了各方利益，法律就應該適時改進，促進這種創新的制度化和規范化。這種情況下，要做的是調整和修改法律來適應民間新事物，而不是刻舟求劍地給新事物貼非法標簽。問題在于，很多時候，主宰合法性判斷的并非法律而是權力和利益，法律不過是部門利益隨便揉的面團。

　　不錯，為力挺九江大橋收費，該省交通廳拿出了許多法律條文和規章條例，似乎有充分的法律依據。可在“行政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部門利益法制化”下，許多法律和行政規章早就打上了濃厚的部門利益色彩，不少法律根本就是“能從收費中獲益的人”制定的，收費怎么會沒有“法律依據”呢？同樣的道理，許多城市的《公共客運管理條例》，本身就是部門利益的產物，以此來衡量“拼車”，能不“違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