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選擇·劉暉專欄·

　　任何艱難的問題都是“制度性”、“結構性”、“系統性”的問題。而這已經成為一種陳辭濫調。很多時候，它不是為堅決而審慎的推進尋找動力，而是為卸責和偷懶尋找借口。

　　對于公民的教育、健康、環境、安全等“應得之物”，這些說辭要么是有口無心的擋箭牌，要么是無法尋找到有效突破口的避風港。也許，我們對增長知之甚多，卻對發展知之甚少。

　　邊增長邊實現平等的發展方式能否可能？所謂的只有做大蛋糕才能分好蛋糕的說法是不是一種表面的誤解？也許，只有分好蛋糕才能繼續做大蛋糕？

　　錯誤的線性邏輯

　　正如盧卡斯所說，如果我們知道經濟奇跡是什么，也許我們就能創造奇跡。中國奇跡已經引來多棱鏡式的解讀，奇跡雖已顯現，謎底卻遠未揭開。公民如何分享改革紅利，國民的幸福感和認同感如何持續上升而不是被割裂？

　　現在談到國家

競爭力的時候，有一種說法是，福利制度已經傷害國家競爭力。誠然，福利國家興起更迭，其間也遇到不少波折。從一個前貨幣化的時代進入一個全球化資本和市場的時代，福利國家的變遷漂移一直未停。

　　福利國家養了懶人，這話沒錯，但是福利國家也救了窮人和老人。這里面存在著一個深刻的悖論，就像蒙代爾講

匯率的不可能三角一樣，發展是不是也同樣面臨著這樣一個公平、效率、機會的三角難題？如果一個地方，只有“窮忙族”，越忙越窮，越窮越忙，陷入惡性循環的詛咒，這難道不是許多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悲劇嗎？

　　歷史并非線性之旅，即使是類似于百科全書派那樣的長程歷史觀，在尋找“原因的原因”之時，也難免顧此失彼。但是從福利國家的緣起和關鍵轉折，也并非無跡可尋。從一些重大事件和時間的排列上，也可以發現，所謂的只有做大蛋糕才能分好蛋糕的說法是多么的漏洞百出。

　　福利國家并不是國家包養一切，那是極端計劃性體制的表面想法，福利國家承諾的是對于公民的一些基本的、最低限度的福利負有保障責任，是對公民應得之物的供給。現在，把福利國家的源起通常歸溯到1601年英國伊麗莎白時代的《濟貧法》。后來雖歷經修改，比如說《新濟貧法》的修正，但是其中閃爍的基本概念仍然處于日后流變的核心。它是公民權利意識的復生，是工業革命的前源，而不能說經濟增長的結果。也就是說，即使是當時的英國還沒有“做成”工業革命的蛋糕，但是已經看出福利國家的萌芽。現在醫改中不少論者推崇英國模式，而英國的“醫改”是在“一戰”快臨近尾聲時推動的。當時身處戰壕的戰士已經接到家書，知道此事。

　　德國在19世紀推行全國性社會保障體系，成為日后許多國家群起模仿的濫觴。其歷史機緣，并非德國已經在二次工業革命領先，相反是要彌合增長中越來越嚴重的矛盾。更能代表扭轉危機的是，美國在1929年經濟危機后，是“羅斯福新政”的“社會安全法案”，使得國家走出沼澤。

　　由此觀之，在蛋糕沒有做大之前，也可以分好蛋糕。甚至在蛋糕摔碎后，如果能分好蛋糕，蛋糕還能繼續做大。其間的因果輕重，固然不能一概而論，但

中國經濟的增長已經帶來國家財富的大量增長，建立起更為長遠的社會保障體系，雖非一蹴而就，但是已經有了破題的先機。

　　能力與機會

　　增長和發展之所以難以區別，是因為如果不從結果來看，這兩者很容易混為一談。劉易斯所說的“犧牲平等以求增長”之所以得到廣泛的采用，是因為打碎雞蛋是為了做蛋餅的思路所致，也就是通常所說變革的成本。問題是，什么是考量這些選擇的支點？

　　從實證的經驗來看，犧牲平等固然能夠得到一時的增長，但是這個方法的危險之處在于，無法劃定成本的邊界，而且往往會帶來另外一種后果，大多數人因為被劃定在經濟增長之外，而成為一個怨恨的群體，使得增長無法持續。結果就會變成，即使不存在短缺，因為缺乏獲得的能力，而造成了惡化。

　　最容易產生錯覺的就是饑荒問題。人們很容易想當然地認為，這是出于食品的短缺，或者是因為干旱或者洪水，但阿馬蒂亞·森的研究推翻了這一假設。通過對數起災荒的實證研究，森認為，饑荒并非源于匱乏，相反是來源于對權利的剝奪。事實上，在那些發生饑荒的年度中，有的食品供應并非處于下降狀態，而導致這一悲劇的原因就是，人們沒有獲得食品的能力。

　　因此，福利經濟學表面看起來是對從搖籃到墳墓的一攬子解決方案，實際上是對公民的實質性能力的探尋。社會權利這個概念之所以成為福利國家的支點，不僅是對古老的權利話語的傳承和回應，也是對一個日益商品化的世界如何實現公民生存的守護，是對風險社會的對沖，也是保障經濟發展的生產性投資。

　　這些原則來自更為古老的信念：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國家的邊界和責任。這些信念是根，而不是葉，根深才能葉茂，才能經得起歲歲枯榮。這是權衡之衡，而不是利益之鏈，在上下輸送中左右搖擺。因此，與其說福利國家是經濟增長的產物，不如說是從公民權利到經濟權利、政治權利，再到社會權利的演進，是對人之成為人而非商品化、貨幣化的深刻體察。此時，權利不僅僅是結果，而是動力，更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