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時評

　　□張進生

　　《福布斯》日前宣布，從今年起取消中國慈善榜。這是《福布斯》為中國富豪排名8年來取消的第一張榜單。《福布斯》對取消慈善榜的解釋是數據收集方面困難重重，許多中國富豪捐贈方式很隱秘，也很低調，不愿公開其慈善行為。消息一出，輿論嘩然。

　　評論者再一次將槍口對準了中國的慈善機制。一時間唾沫星子漫天飛，批評監管不透明者甚眾，直陳富人在中國搞慈善沒有安全感的也不少。這些言論雖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凡必責體制”卻只能讓人過過嘴癮，而于事無補。我們似乎有必要重點考慮一下“慈善”這一概念，到底什么是慈善？

　　“慈善”的原生意義是做好事不圖回報。然而在中國現在的特殊轉軌時期，這一層面上的“慈善”往往可遇而不可求，或者在許多時候被打了折扣。在筆者看來，中國本土的慈善理念，應當退而求其次，也就是說，雖然也要關注回報，但對回報率不過于苛刻地要求，相反更關注做好事本身的效率——這或許可理解為邊緣意義上的慈善。

　　去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孟加拉國格萊珉銀行的創始人尤努斯，因其成功的農村小額信貸事業一時間而受到極力追捧。同樣，在中國，山東濟南近郊農民李允成，從1992年開始搞小額信貸，連續十幾年基本無呆壞賬。尤努斯與李允成做的事情都不屬于慈善的范疇，但許多行為準則卻具有慈善的特征，比如李允成“救急為先”、“小片割肉不疼”的信貸原則，事實上給當地不少農民帶來了很大的福祉。

　　筆者于是重拾起一個幾乎淡出人們視野的概念——“企業辦社會”(或說“企業家辦社會”)。在計劃經濟時代，國企被強制性地“辦社會”成了企業發展的一大累贅，也與市場經濟的理念相悖。沒有義務而被強迫背起重擔，自然會產生消極或抵觸情緒，效率早已被拋到了九霄云外。但時過境遷，現在我們是不是可以從一個新的角度或說立足點來考慮“企業辦社會”呢？

　　比如一家企業，國企也好，民企也好，在心有余力的情況下，辦個社區托兒所。托兒所不是用來燒錢的，而仍是企業下屬的一個獨立核算單位，也要求效益，不同的是，企業在政策上給予自己的子單位一定的優惠，或說是鮮明的獎罰措施。在這樣一種情形下，外聘的托兒所的負責人積極性高了，其豐碩勞動成果結晶的同時，也是社區民眾福利攀升的時刻。

　　華西村是個典型，無論是搞職工醫院還是子弟學校，都搞得有聲有色。一般的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無法與華西村的模式相對比，但要知道，效率與規模并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如果運作得當，同樣能取得雙贏。這不是搞慈善，也不是我們平時所說的企業社會責任使然，事實上是“企業辦社會”的一種回爐。

　　以前無論是評論者還是傳媒，一談到慈善家，就會提到富豪的巨額捐贈，于是一邊是恨鐵不成鋼，一邊是罵渠道不舒暢，這其實已陷入了一種誤區。有償的運作并不應受到指責，只有注重效率與獎懲，異曲同工或許更值得提倡；而在地域選擇上，也一定要以企業或企業家所在地為核心，力所能及、小范圍開始向外輻射，動輒就想著“兼懷天下”是不現實的。特別應注意的是，這種辦社會的模式應該是自主或政府誘導的，而絕不能強制，否則又會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比如如果強迫珠三角一個企業辦托兒所，那么其女工懷孕之時，也必將是被辭退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