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建委表示，北京未來的經濟適用房供應模式由過去的銷售為主過渡到租售并舉。而廣州市國土房管局、市房改辦住建辦則表示，政府將要摸底購買經濟適用房的人群，五一期間舉行了“政府住房保障政策和房地產政策”宣傳活動，并現場派發購買經濟適用房的預登記表。

　　經適房承載著普通工薪階層“自住”的希望，它也引發著房地產商人以及房產炒家們的恐懼，因為，經適房會極大地分流商品房市場的“邊際購買力”。就像決定商品價格是其邊際需求，決定房產未來價格走勢的正是邊際購買力，即那些咬咬牙勒緊褲帶還可以勉強購買高價商品房的可憐的房貸者，而不是那些年收入在6萬以下、居住在一級城市里的貧窮家庭。對于地產商來說，他們非常害怕破壞了這個群體的穩定性。房地產商幾乎在任何場合都會攻擊經濟適用房，攻擊受惠經濟適用房人群的擴大化，攻擊政府之手，他們深知，當這個群體被“瓦解”了，價格自然就塌陷了。

　　但是，一些攻擊

經濟適用房的理由是值得重視的，即經適房的分配正義和效率問題，經濟適用房在過去的分配中產生很大漏洞和尋租機會。權勢者、裙帶關系者以及資產豐裕者往往成為經濟適用房分配游戲中的大贏家。這給經適房帶來“腐敗”和“無效”的惡名。

　　實際上，總結多年的經適房分配的教訓得失，有助于提高未來經濟適用房計劃的運作效率。在經適房的人群對象上，不能將其過于縮小化。家庭年收入在6萬以下對于那些

房價畸高的一級城市來說是一個對房價漠不關心的人群，他們不屬于“邊際購買力”。應該將家庭的月收入在當地商品房新房的房價之下(例如深圳新房的房價就是1.2萬/每平米)的都納入經濟適用房所面對的人群。“邊際購買力”沒有足夠的分流的話，就不可能對房價產生真正的壓力。而房價不迅速下跌的話，那么

房地產對其他資本市場的壓制(例如權益市場)以及對國民財富風險的威脅就不能解除。

　　將機關事業單位的福利房和企業員工所享受的微利房并軌，統稱經適房(有5年禁售期)。福利房是零成本地價，而微利房是低地價土地成本，而經適房將更像微利房的地價形態，中止福利房零地價的免費午餐的狀態。地方政府根據當地的總體收入水平來確定一個優惠的經濟適用房發售的價格。也不應將級別意識投射到分配規則中，不要設三六九等。

　　申請經適房應該是開放的，不應設定是否結婚這樣的條件，而應保證不同類型人群享受的生活狀態的平等性。經濟適用房的面積應該考慮同“90/70”的政策相呼應，比如，規定適用人群里每個人只能享受45平米，結婚則可以分90平米的住房，房產證上2人名字分享90平米的面積，如果離婚了，則內部解決房產分割問題，任何一人都不再享受經濟適用房的權利。45平米是一次性的權利，這樣可以保證一些耍小聰明的通過假結婚離婚來多次騙取經濟適用房。

　　將過往的福利房微利房的戶主資料公開，防止隱形的多次申請。正常申請人的資料也需要公示，引入舉報和監督制度。經濟適用房的售賣不能交給開發商，建立類似無房者檔案，由電腦打分排隊，不應該像北京那樣出現市民帶著被子在地產商那里排隊的糟糕現象。在考察指標上，著重參考其在該城市的工作年限(賦稅貢獻)以及收入真實水平。經適房的分配都以有當地戶口為首要條件，但很多打工者(非民工類)在一個城市工作了十幾年都沒能入戶，要以戶口為條件必須配套入戶改革，比如在當地工作7年就可以入戶。

　　最關鍵的是，地方政府必須確定每年經適房的開發規模和占新房市場的比例，這個比例不能太低，否則就沒有“供應沖擊”的效果。對于房地產商來說，他們自然愿意讓所有的經適房都變成無法形成最終沖擊力的廉租房。北京所出臺的“租售并舉”(租售并舉、以租為主以及政府回購)就是這么一種妥協的產物。他們擔憂的無非是“5年禁售”解凍，一些經適房業主開始轉手獲利(暴利)，其實，如果我們能保證這些業主永遠只能有一次機會分到經適房，那么他們在經過5年的漫長等待后變現這一資產，是不需指責的。他們的這一出售行為也構成“供應沖擊”的一部分，這是令發展商和炒房套利者害怕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