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高校應屆畢業生達495萬人，嚴峻的就業形勢依然牽動著社會各界的神經。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近日專訪了教育部高校學生司負責人。這位負責人認為，結構性矛盾是當前大學生就業難題的癥結所在。

　　學生司負責人說：目前大學生就業壓力主要還是源于結構性的矛盾：一些大學生求職面臨一定困難，而很多需要人才的地方和崗位又招不到合適的人才。教育部部長周濟將這種現象概括為“有人沒事干，有事沒人干”。當前，應當在充分發揮市場在人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前提下，強化政府在促進大學生就業方面的積極作用，努力去解決這個矛盾。

　　教育部官員對于大學生就業難和解決辦法，用的是“結構性性矛盾”，具體什么“結構性矛盾”？這位官員的解釋是周部長的十字真言，這篇報道的后半部幾乎全是記者和教育部官員探討“大學生當村官”的事情，“村官”大概是官員具體解釋的“事”吧，面對上千萬大學生和家庭的就業問題，我們官員的回應，一直在回避一個問題，為什么擴招后就業問題非常嚴峻？幾萬個“村官”職位可以安置495萬的大學畢業生？

　　其實,我們教育產業化真正的結構性矛盾是，大學專業設置和擴招人數與市場需求的結構性矛盾；

　　按照教育產業化的思路，高等教育的市場有三個市場主體：學校——供給方，學生——直接需求方，用人單位——最終需求方。我們在這三者之間應該用價格進行有效的調節，而我們教育部門一方面要教育產業化，一方面又要壟斷學校和學生的要求，這樣一來就出現壟斷市場化下的很多市場扭曲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專業與就業的矛盾、價格的壟斷定價權。

　　作為教育產業的第一級需求方的大學生和家庭，其就業收入與教育投入不成正相關，四年大學生活，學費需要3。2萬元，生活費用按照每月1千元計算，需要4。8萬元，合計8萬元，而現在一個大學生的月收入為1千至2千元，甚至失業無收入。

　　為了方便測算大學生的學費的投入產出，我們用

　　那么，在五年內我們可以假定大學生月收入為2千元，生活費為1千元；這樣一來，大學生還貸能力為1千元，歸還貸款需要80個月，差不多6年半；

　　從教育產業的第一級需求者大學生來看，投入產出的嚴重失衡，退休的前教育部副部長說自己老倆口的收入也只能供養一名大學生，那么農村和低收入家庭的大學生投入產出就非常困難了，這就是今天上不起學的問題；

　　價格，這個市場化的信號如果是扭曲的，市場就進入到惡性循環中去，目前就是作為大學生來說，學費的投入產出不經濟，學風不正、專業知識和技能掌握得欠缺，無法馬上適應工作；

　　作為學校來說，學校的規模無限制膨脹存在潛在的財務危險、學校的專業設置、定價權收放不自由，和國營企業一樣按照計劃指令只管生產，面對擴招各個學校疲于奔命，加上對于教師評價體系的不合理，教學質量科研水平無法提高；有北大副校長說大學就是培養普通勞動者的，難怪有人開玩笑大學是高四、高五年級而已了，教育資源的巨大浪費，教育搞不好，我們是對后代的犯罪；

　　作為教育的最終需求方——用人單位來說，無法將教育資源轉化為經濟資源，就只有對畢業生月收入一再壓價，甚至不能提供對應的就業機會；現在的現實是技術學校學生就業好過大學生，教育部官員說“不上大學壓力更大”，在現實中沒有得到相應的支持，甚至可能出現新的“讀書無用論”。

　　現在的學校就像計劃經濟下的國有企業，生產出一堆賣不出去的產品，我們有必要對于這樣一個畸形的教育產業化進行思考和改革了。

　　當國有企業產品積壓的時候，我們很少問問自己：我們是以銷定產還是以產定銷？我們的產品質量和性能被消費者接受嗎？以前我們批評國營企業是三拍管理：不做市場調查亂拍胸脯，不做科學決策亂拍板，做不好拍拍皮股，今天我們的大學生就業問題上是不是也上演了歷史驚人相似的一幕？

　　教育產業化市場化首先應該樹立“市場觀念”，吸收計劃分配的科學性，對于專業設置、招生人數有個宏觀的指導，即使是市場化程度很高，政府也不應該放棄宏觀指導的作用；

　　在市場信息完全、市場調整機制足夠靈敏的情況下，市場機制才可以有效的配置高等教育資源。但在現實中，常常會面臨信息不充分和市場調整速度過慢的問題，這將會導致市場機制失靈。可以說，教育部門的管理水平和智慧實在是離“教育產業化”太遠了，一知半解甚至別有用心的“歪頭和尚”把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真經念成了歪經、怪經。

　　教育部門不僅要還學校自主招生、自主聘教、自主授課、自主定價的權利，更重要的是，還要解除對民間辦學的諸多限制，把“鼓勵民間辦學”作為教育的基本國策。因為教育市場化包括教育收費和教育競爭兩方面。批評教育市場化，如果僅僅批評教育高收費、亂收費，而不去批評公立教育系統的種種弊端，那就是把教育市場化的片面性或扭曲性做法當作教育市場化的全部應有之義來批評，這種批評本身就曲解了教育市場化產業化。

　　一個部門利益壟斷了的“市場化”，就和醫療、住房一樣，市場配置失效，教育產業化問題和就業問題應該一起來系統性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