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情緒把問題集中于政府，把問題簡單地歸納為政府在收入分配上做得不夠。而經濟學家則從市場角度看問題，認為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

　　張軍/文

　　鄭教授是韓國慶北國立大學(KNU)的計量經濟學教授，我四年前在KNU執教時與他多有交流。不久前與鄭教授又見了一面，讓我又有機會問起韓國眼下的經濟問題。

　　韓國當下正面臨新一屆總統大選，鄭教授說，現在韓國人希望政府盡早換屆。現在的韓國政府可謂四面楚歌，由于實施了“偏左”的經濟政策，韓國的經濟表現令人失望，失業增加，房價飆升，百姓怨聲載道。出現這樣的結果，鄭教授認為主要是過“左”的經濟政策造成的。

　　鄭教授所謂的“左”的政策是指加大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力度的經濟發展政策。盧武鉉政府上臺后，開始兌現收入再分配導向的經濟發展政策，正好符合當時的公眾情緒。當然，如果收入分配與增長的關系簡單明了，理論上能說清楚，政策上也許就能找到最佳的組合了。但就經濟學家而言，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之間到底有什么樣的關系，還不是十分清楚。如果你在網上搜索這類文獻，其豐富程度讓人驚訝。為什么研究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的文獻如此之多？可能是因為兩者的因果關系非常復雜，而且這樣的關系對不同的經濟有不同的表現。我們很少能看到大部分的經濟增長能充分保障收入的平等。

　　關于增長與收入分配之間關系的最早、也是最著名的論斷是所謂“庫茲涅茨曲線”。這個曲線呈現倒U字形。但是不少研究難以發現這個模式的存在，有研究發現，有的經濟似乎只呈現半段的情形。幾十年來，經濟學家至少在統計上并沒有發現出一個能完整地展現這個關系的經驗規律。當然，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收入這個概念的模糊性，以及如何更準確地衡量收入的分配差距以及動態變化，更是高難度的問題，暫且留待以后討論。

　　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與增長的關系是一個看似簡單，實際上卻非常復雜的問題。經濟學家對它的研究與對政策的影響完全不成正比。簡單對比一下經濟學家對收入分配的研究和對工業組織的研究也許是有意思的。這兩個研究差不多是在同一個時期變得重要起來的，而且目的性都非常明確。這兩類研究的起因應該都是與政府的政策有關，研究的目的也是為了改善政府的政策。可是我們發現，工業組織的研究，無論是基于發達國家的經驗還是基于發展中國家的經驗，經濟學家在很多重要的問題上取得的共識都越來越多。比如，俘獲政府的理論，放松政府對壟斷行業的管制以及有關定價的理論等，都已經成為今天的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并且影響了很多國家的政府政策。最近這些年來，關于工業組織理論對

知識產權、對拍賣、對

銀行卡、對信息技術(IT)和網絡經濟的研究也取得了長足進步。但相比之下，我們不得不承認，經濟學上很少有一個問題會像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那樣能讓如此多的經濟學者愿意為之不懈地工作，盡管取得的共識如此之少，而且這些工作對很多國家的政府政策的影響也顯得那么微乎其微。

　　這本來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有這么多的經濟學家來研究收入分配，有這么多的研究成果，為什么對公共政策的影響看起來這么微弱？在我看來，對工業組織理論的研究和對收入分配與增長問題的研究有一個顯著的區別，那就是對于市場的結構和產業的發展，政府需要知道什么是合理的和有效率的結果。這個結果和為了達到這個結果的做法，是經濟學家可以很容易地提供的，而且它很少會因為國家不同而有根本的差異。但對于收入分配的情形就很不同了。一方面因為收入分配與增長的因果關系過于復雜，而且收入和財富不如利潤和價格那么容易衡量，更重要的還有，收入分配平等問題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帶有主觀色彩，是一個被感受的問題，而且價值判斷和公共輿論在這里往往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極端一點來說，在收入分配的公共政策問題上，也許從來都是公眾的情緒而不是主流的學術觀點影響決策的過程。這并不奇怪。事實上，公眾情緒影響公共政策的例子在現代社會經濟中比比皆是。不僅在收入分配問題上，而且在一些諸如戰爭等國際事務、國際政治關系等重大問題上，公眾情緒也往往發揮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這幾年，由于公眾意見和情緒的改變，在網上或在公開場合，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都一致傾向于認為，中國過去的增長沒有帶來所謂的“水漲船高效應”，而是越來越把中國的經濟增長看成一個不斷產生收入分化的增長。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價值判斷和公共意見的轉變。在四五年之前，我相信大多數人還在肯定和稱贊

中國經濟增長在減少貧困和就業創造方面做出的貢獻呢。這幾年發生的變化到底有多大？實際上，中國對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的發展和私人創業活動的鼓勵十年來應該是在不斷加強，包括小型服務業的發展這些年來也是格外迅猛，效果業已顯現(2005年的經濟普查可以見證)。所以，很難相信中國的增長沒有產生“水漲船高效應”。中國的地區差距問題、農民問題、政府公共品提供不足的問題一直存在著，但是這些問題在過去數年如果不是在改進，便很難想象中國能夠保持社會穩定。

　　那么，為什么公共情緒與經濟學家的看法看上去會有這么大的區別呢？主要原因在于，公共情緒把問題集中于政府，把問題簡單地歸納為政府在收入分配上做得不夠。而經濟學家則從市場角度看問題，認為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比如，在經濟學家看來，就業創造是改善收入分配的最重要的機制；而公共意見則簡單地寄希望于收入的再分配。大多數經濟學家會相信，解決農村貧困和平衡發展的問題，仍要依賴市場經濟體制的改善和經濟的增長，需要創造更多的就業，轉移出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這恐怕是我們過去減少貧困和促進發展的主要經驗，這個經驗在今天依然重要。如果說政府要發揮作用，那么政府需要在幫助和促進就業創造和勞動力轉移方面(如金融深化、減少行政壟斷和大量管制等)發揮更大和更徹底的作用。如果我們能更多地從就業創造這個角度去看待中國的發展和收入分配問題，那么，也許我們在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問題上的看法差異就會小得多了。 原標題：公共情緒與收入分配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