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擁軍

　　一

　　馬克思主義認為，在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其弊端的認識上，居于不同階級地位的人認識截然不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他們的利益體現和利益傾向也不同，甚至截然對立，因此，就同一經濟社會事物而言，這兩個階級的人士持有不同乃至對立的觀點。這是因為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不同所至，也是我們平常所說的階級的局限，稱之為物質利益局限或社會地位的局限也可以。

　　廣義的社會階層，按照韋伯的觀點，不僅應該按照人們在經濟關系中的地位來劃分，還應該按照聲望、權勢以及人們在社會中的地位來劃分。名人和普通人屬于不同的階層，官員和百姓屬于不同的階層，大牌明星與普通歌手處于不同的階層。認識上思想上的物質利益局限和社會地位局限，指的就是社會上居于不同地位階層的人，因為不同的利益追求，受地位利益影響與特定價值觀的局限，對同一社會現象問題產生不同乃至對立的認識。

　　我們常說主流經濟學家(也可稱為明星經濟學家或政府經濟學家)同非主流經濟學家(普通經濟學家與民間經濟學家)的觀點大不相同，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認識事物的地位局限與物質利益局限。所謂名人想的事與普通人想的事不同，皇宮里的人與茅屋里的人想法不一樣；所謂對同一個經濟現象或經濟政策而言，普通農民與鄉鎮干部的看法不同，房地產商與普通房屋消費者的看法不同，工商管理干部與普通經營戶的認識不同，說的也是這個問題。

　　生活在社會中的人，受一定的社會關系決定，地位不同、利益傾向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接觸到的事物與信息也不同，由此形成的價值觀自然不一樣。任何人、任何階層都有著自己特殊的利益追求。在認識事物上，都有著自己特定的利益局限。完全超越階級、地位與自身利益局限的人，在現實中是找不到的。此中的道理很簡單，如果一個消費者不站在消費者的利益角度說話辦事，那么他還是一個消費者，還是一個理性人么？顯然不是。同樣，讓一個工商業主站在工商管理者的角度看待工商管理政策及工商管理執法的合理性科學性，是不現實的。從獲取實際情況和信息的角度來說，你讓一個大學教授擁有山村教師所擁有的信息和感覺，讓一個跨國公司旗下的經濟學家擁有無照商販每天面臨問題、困難的信息及感受，并得出不同地位的人都認為正確的結論，不說絕對不可能，也是極端困難的。談及解決收入不平等之類經濟制度改善的速度問題時，薩繆爾森曾經寫道：“本世紀以來，混合經濟制度在不斷發生改變。但是，這種變化快到什么程度才算快呢？快的什么程度才算太快呢？對于這些問題，你不能指望阿巴拉契山區的饑餓的母親和白手起家的大老板給于相同的答案”[1]。

　　解決認識的地位利益局限，不能寄希望于官員站在百姓的角度說話，主流經濟學家站在非主流經濟學家的地位說話，房地產商站在購房者的利益角度說話，工廠主站在民工的立場上說話，這些都是不現實的。即使搞“三同”，讓官員和百姓一起生活居住一段時間，讓主流經濟學家與非主流經濟學家處于同樣的社會環境社會地位感受幾天，讓工廠主當幾天民工試一試，這些做法也只能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因為歸根結底，不同的人處于不同的社會地位與社會階層，不站在自己的地位與利益角度說話辦事，在今天這樣競爭社會，不可能取得事業和工作的成功，甚至不可能生存。更何況，在商言商，走那座山唱哪支歌，本身就是社會分工條件下人們的合理選擇。

　　二

　　解決認識的地位、利益局限，重要的是解決公共決策的地位、利益局限，要靠公共事務集體決策機制，牽涉到眾人利益的事情讓盡可能多的社會成員參與決策這樣的辦法來解決。美國新政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不是征求大財閥、大企業主及其代言人的意見，經他們同意做出的。而是在范圍廣泛的公眾影響下做出的。是由各行各業的人士：工人、農民、職員、教師、記者、中小業主，當然也包括行業巨頭和各路精英，共同參與影響下做出的。包產到戶的決策，同樣也不是經過公社書記、生產隊隊長、大隊會計和當時的理論家的同意做出的，而是充分考慮了廣大農民的愿望要求、考慮了各行各業人民群眾的利益與呼聲，由領導者審時度勢作出的。

　　何新先生當年在黑龍江兵團，因為對文革有不同的看法，給當時的中央領導寫信談了自己的觀點。因為這些信他兩次成為有反動思想的壞分子[1]。因此在那個時候，他深知言論自由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當他成為名人，發表言論開始選擇報刊而不是報刊選擇他的時候，當他的言論成為領導主要參考意見的時候，他就變得不喜歡理論界亂哄哄，人們想說什么就說什么了。開始不喜歡不同觀點的競爭了，而希望看到有控制有領導的言論管理體制。這是由人的社會地位與生活方式的改變帶來的受利益地位影響、局限的認識(說偏見也可以)。

　　主流經濟學家是名人，一言九鼎，是政府的主要政策顧問，言論發表有很大的選擇空間。是報刊追逐他們，而不是他們追逐報刊，是他們引導指點報刊編輯，而不是編輯指點和制約他們。他們每天行走在各種各樣官方研討會上、民營企業家組織的報告會上，接觸的是各路精英，當然看不到也感覺不到6000元學費對一個貧困家庭意味著什么；看不到沒有最低工資及起碼的福利保障，對普通民工、下崗工人乃至普通市民意味著什么；也感受不到不允許不同觀點發表以及出版機構壟斷，對理論新人、對非主流經濟學者，對缺少話語權的普通網民意味著什么。這是人的社會地位與生活方式的差異所帶來的價值觀與思想認識的不同，不值得大驚小怪。

　　只要國家的重大政策，涉及眾多人利益的決策，不是由少數擁有特殊地位、特定利益局限的人或者群體做出的，而是由范圍廣泛的公眾，由各行各業、各方面的人士參與做出的，由盡可能多的社會成員的意見影響下做出的。那么，公共決策受特殊利益地位和特定價值觀影響乃至局限的事情就會大大減少。這也就是為什么，中央在做出是否對房地產行業實行宏觀調控，是否采取行政措施控制房價的決策時，沒有征得房地產商建筑商及其理論代言人同意，而是充分考慮社會各行業各方面人士的意見和要求，考慮盡可能多的公眾利益與愿望，堅決果斷、審時度勢做出決策的原因所在。

　　備注

　　[1]薩繆爾森：《經濟學》下冊，商務印書館1982年五月版，第359頁

　　[2]何新《思考》一書：“艱難的起步”一節，見何新中國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