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青安

　　經濟學家、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原副院長劉福垣24日在清華大學繼續教育學院演講時表示，中國經濟近年來保持9%左右的增速實際并不是高增長，而所謂的“過熱”，主要是各地官員為追求政績引發的“政府經濟熱”，并不是市場經濟運行的過熱。

　　劉福垣說，一些分析常把成熟市場經濟的規律生搬硬套到中國經濟發展上，把各種原因形成的經濟波動都用經濟周期來解釋。實際上，中國現在只有政治周期而沒有經濟周期。他解釋說，中國還處于政府主導的基本機制，因此不可避免產生政治周期，這些周期基本是同黨政換屆相對應的。一些新任的黨政官員只考慮政績需求，不考慮市場需求。為追求政績，形成GDP和固定投資高速增長的虛熱現象，這并不是市場經濟運行真的過熱了，而是政府經濟熱了，并且政府經濟越熱，市場經濟還可能越冷。

　　讀完這段新聞,想起最近和一些證券業投資業的朋友的討論,諸多

中國經濟的怪事,在這個背景下似乎都能找到豁然開朗的解釋,

房價高居不下越調越高、

股票是否存在泡沫、降息與發展速度問題……吳敬鏈先生把中國現在的經濟體制稱為“權貴經濟”，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應該說，政府主導作用功不可沒，亞洲的日本、四小龍經濟的發展，無不帶有濃重的政府色彩，日本的“通產省”托身于戰時的“參謀本部”，臺灣的崛起與蔣經國、嚴家淦的主導分不開，新加坡的李光耀等等；

　　正如胡總書記講的經濟發展決定上層建筑，這次人代會溫總理講的多是政治體制改革，政府職能的重新認識對于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具有特別重要的決定意義。

　　關于政府對于經濟的作用，經濟學稱為“看得見的手”，相對而言就是“市場作用”是“看不見的手”，在經濟的發展中，這倆只如同汽車的油門和剎車，在交互發生著作用。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應該是一支什么樣的手呢？是“扶持之手”？是“掠奪之手”？政府對于社會和經濟的發展觀念是什么? 政府的管理職能邊界應該在哪里？

　　“以經濟為中心”在實踐中就成為了“以GDP為中心”，“以GDP為中心”就成為“以項目為中心”。為了完成GDP增長的硬指標，不惜采取種種變通、違規、甚至違法的手段，置環境保護以不顧、置社會進步以不顧、置精神文明以不顧、置百姓的健康、生存以不顧，同時官員的項目策劃管理水平低下，使大量的項目成為“政績工程”、“豆腐渣工程”，浪費了大量的資源和資金，各地的“招商引資”的優惠政策全部要從老百姓承擔的“房價”去拿回來，維持龐大而效率低下的行政系統。

　　正是針對這種只顧發展經濟，不顧其他的錯誤傾向，我們先后提出“持續發展”、“協調發展”、“科學發展”、“全面發展”。但是，我們在解釋“持續發展”、“協調發展”、“科學發展”、“全面發展”時，一定強調要“以經濟為中心”。既要反對，又要堅持，造成思想認識的矛盾和混亂。深圳學者提出要從“以經濟為中心”轉變為“以人為中心“，不無道理。

　　為什么目前中國的消費與投資、外貿失衡？表面看似乎是一個宏觀經濟問題。然而，背后卻有其政治體制的因素。200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曾談到“十五計劃”期間，中國GDP 增長了57.3%、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長了58.3%，農村居民純收入只增長了29.2%，而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了1.36倍。很顯然，此間政府收入增長遠遠超過GDP增長和居民收入增長，而居民收入增長大大落后于GDP增長，更落后于財政收入增長(今年的報告進一步坦承財政收入的超收現象)。可見，正是因為國家權力太強，強制性收入增長太快，才導致了國民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居民消費相對不足從而內需不足以及中國企業被迫通過外貿來解決市場出路。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課題組計算了2004年的雙軌價差，結果發現比以前有過之無不及。2004年，以公共權力為背景，雙軌價差總額高達4.7萬億元，相當于當年財政收入的1.5倍。其中，地價差導致租金為5285億元， 壟斷行業壟斷租金合計為2125億元，國有資產流失為715.49億元，腐敗租金為200億元左右。據此估算，權力壟斷與權力腐敗的租金額加總為驚人的8325.49億元，占當年GDP的5.2%，相當于當年中央財政收入的55.1%！如果沒有新雙軌制這種令人厭惡的現象，中國2004年基尼系數應是0.3797，然而腐敗和管制使得基尼系數迅速惡化為0.465，貧富差距沖上國際警戒線。這表明，雖然中國的市場化進程表面上在加快，但權力導致的尋租空間亦在同步加劇。這意味著，中國的一切失衡根源正是權力的失衡。這意味著，如果不改革權力，那么就連改革其實也是失衡的，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出現了不平衡，市場化＋傳統政治體制的組合已經越來越不能讓中國健康地往前走了。

　　對于中國經濟的真實認識,溫總理說的“擔憂”,一言中的。中國經濟是一個獨特的體系，用純粹的“西方經濟學”的理論無疑是“削足適履”、“刻舟求劍”，所謂調控房價越調越高，連原來沒有漲價的地區也跟風漲，降息和提高準備金，卻絲毫不能遏制資金的流動性過剩，中國經濟的“閥門”似乎是“敏感性”不高的裝置，我們現在有必要來看看這個裝置的問題了。

　　中國好比是一個巨大無比的木桶，除非能夠持續地補上短板，否則，能夠裝的水恐怕永遠都不能讓人滿意。而今天，政治體制與政府管理就是最短的那塊板,中國經濟的周期被掛在政績的“戰車”上，經濟發展的方向和效益都是讓人擔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