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我國減少順差和人民幣升值僅僅是某些西方大國地緣政治角力的需要，在緩解國內矛盾的同時遏制我國的發展，可謂一石二鳥。當前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增加農村居民和城鎮低收入群體收入，即占人口相當比例的低收入群體需求不足和擴大內需之間的矛盾。不僅需要從政策層面采取措施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更需要從戰略高度認清當前經濟發展中面臨的主要矛盾，而不被次要矛盾甚或是細枝末節所干擾。

　　□楊英杰

　　自從我國于5年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出口額年均增速超過20%。按這種趨勢發展預計，我國到2009年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經濟體。例如，2006年，我國外貿順差為1774億美元，增長了74%。這是繼前年順差激增2.2倍逾千億美元后再次創下的新高。今年1至2月，外貿順差累計達到396.1億美元，是去年同期的3.3倍。若照此速度，今年外貿順差肯定超過2000億美元。我國外貿順差大幅增加的背景是，海外保護主義和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的呼聲日益高漲。目前有一股輿論，將國際上加于我國的種種政治經濟壓力之原因歸結為外貿失衡。但這種看法是否合理，值得商榷。

　　需要指出的是，除非有明顯的政策和其他體制性扭曲等原因，外貿順差過大并不表示外貿失衡。外貿順差表明出口的商品多，而進口的商品少。出口商品多表明商品有國際

競爭力，表現為質優價廉。我國產品相比國外同類產品價格較低，而質量并不差，說明商品生產成本較低。成本較低的主要原因是，原材料價格不高，主要是人力資本比較便宜，而這種狀況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不會有很大的改變。于是，國外政治利益集團將目標鎖定于人民幣，要求

人民幣升值。如人民幣持續升值，則國內商品的生產成本將有很大的增加，國際競爭力自然下降，商品出口也自然下降，而人民幣升值將促使進口增加，外貿順差也將會有很大幅度的下降。

　　人民幣升值，外貿順差下降，所謂外貿失衡也不存在了，國際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壓力有所緩解了。如此看來，似乎合情合理，似乎皆大歡喜。但不要忘了，我國經濟若想保持穩定持續的發展，出口拉動作用不可或缺。更重要的一點是，要求我國減少順差以及要求人民幣升值均無充分的經濟學理論依據。只要是公平交易，你愿意買我愿意賣，為什么要求我少賣或者提價呢？說白了，要求我國減少順差和人民幣升值僅僅是某些西方大國地緣政治角力的需要，在緩解國內矛盾的同時遏制我國的發展，可謂一石二鳥。

　　從長遠看，升值未必能收到明顯削減順差的效果，而只會擾亂經濟。不要忘了，我國的出口中約有60%屬于“加工貿易”一類，增值利潤很低。在這種貿易結構下，人民幣的些許升值，就會造成大量工廠倒閉和大量工人失業。

　　當然，我們并不是一味地鼓勵出口，對于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業，要從政策上限制其出口，因為這些企業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將國人的福利以很低的價格轉讓到國外。與此同時我們還要注意到，2007年世界經濟增長預期減緩很不利于我國的出口，有預測說我國出口增長預計會減緩到15%，更為悲觀的預測是7%。由此可以看出，在人民幣實際升值和世界經濟放緩的共同作用下，預計我國的外貿出口不會有過高過快的成長。再進一步，別國的問題要靠他們自己去處理，而我國不應屈從壓力去搞外貿平衡及貨幣升值，關鍵是我們的政策是否符合ＷTO規則，是否符合市場經濟規則要求；除此之外，我們要十分警惕那些高舉所謂經濟學理論而對我國經濟政策指手畫腳的所謂經濟學大師，一定要十分清楚地看到他們背后的國家利益。更何況，我們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擴大和深化國內市場，提升國內需求。

　　可以說，提升國內需求已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是一個十分迫切的亟待解決的政治問題；也不僅僅是國內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一個國際問題。民生問題是今年兩會的一個十分重要的主題。所謂買房難、學費高、看病貴的三大民生問題，其根源在于收入問題。提高農村居民和城鎮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是解決三大民生問題的根本。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國民財富的分配卻不均勻，并不是所有階層都享受到了經濟增長帶來的實惠。相比而言，我們以日本和韓國為例，這兩個國家的經濟高速增長期都不到20年，每年經濟增長速度也沒我國高，但是很快進入了富裕國家的行列。作為指標之一，日本在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這一時期，工資增幅每年超過美國70%，工資水平只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便跟上了美國。而我國改革開放近30年，經濟高速增長近30年，農民和城鎮低收入人口的生活狀況仍然沒有多大變化，許多人甚至還生活在貧困線，應該引起我們的深思。

　　從上面的簡單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當前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增加農村居民和城鎮低收入群體收入，這有助于擴大和深化國內市場，有助于提升國內需求�；蛘哒f，我們當前面臨的主要矛盾是占人口相當比例的低收入群體需求不足和擴大內需之間的矛盾。擴大內需的前提之一是，必須提升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沒有低收入群體的公平參與，共享不存在，共建也不可能。這不僅需要從政策層面采取措施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更需要從戰略高度認清當前經濟發展中面臨的主要矛盾，而不被次要矛盾甚或是細枝末節所干擾。

　　(作者為中央黨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