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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子旸，生于1970年代，畢業于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現為出版社圖書編輯。曾策劃出版過《經濟學的爭議》《弗里德曼回憶錄》等書。個人主義者，一直追求對世界的清晰解釋，通過學習經濟學得到了最好的分析工具。

　　3月12日-3月18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李子旸。----編者按

城市居民也是戶籍制度受害者     3月16日  星期五

　　文/李子旸

　　戶籍制度的目的在于，強迫社會中的所有人按照國家的要求固定居住在某地，除非國家需要并且允許，不得自由遷徙。在這種制度下，城市居民必須生活在城市，農村居民必須生活在農村。不僅城鄉之間存在嚴格的界限，在不同城市之間、不同鄉村之間同樣存在著嚴格的界限。小城市的人想要進入大城市，并不比農民進入城市更容易。

　　由于城市的生活水平、生活設施、各項福利一般都優于農村，所以，城市居民并不認為自己被固定生活在城市中是什么損害。這更像是一種特權和享受。而農民則當然對自己自由遷徙的權利被剝奪十分不滿。這等于是剝奪了他們到城市中享受到更高生活水平的機會。

　　批評戶籍制度的人也都對農民的處境抱有同情，認為只有他們才是戶籍制度的受害者。因此，在呼吁進行戶籍制度改革時，公眾往往把注意力放在了允許農民進城上。這種觀點并沒有什么錯誤。農民的自由遷徙權利應該盡快得到恢復。但是，這種觀點的問題是它對戶籍制度負面影響認識不足。同時，由于這種觀點僅僅強調允許農民進城，因此招致了許多擔心城市會由于農民進入而過分擁擠的人的反對。他們成為了反對戶籍制度改革的力量。僅僅把這些反對戶籍制度改革的人斥責為邪惡是不能解決問題的。需要的是對戶籍制度進行更深入細致的剖析，這其中重要的內容就是全面揭示戶籍制度的負面影響。

　　一般認為，由于戶籍制度的存在，全體中國公民被區分為高低兩種，就好像古代社會中的貴族和平民。城市居民好像是貴族，享有各種特權和經濟優勢，而且，這種種的特權和經濟優勢都建立在剝奪農民的基礎上。農民則是被剝奪的平民，只能單方面為貴族的利益做出犧牲。

　　這種描述非常符合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現實。但是，這種描述并沒有概括出戶籍制度的本質。戶籍制度的本質并不在于剝奪農民以供養城市居民。城市居民不要高估自己在國家心目中的地位。在被強制、被剝奪自由方面，城市居民和農民并沒有什么區別。他們都不過是國家用來實現其目標的工具。只不過，由于國家更需要工業化，所以，城市居民在這個過程中的地位更加有利，他們的個人生活條件也因此更好一些，僅此而已。他們并不比農民更自由。這就好像，汽車的方向盤和車輪都是車主的工具，都要無條件為車主服務，只不過方向盤有幸被車主握在手中，所以更加干凈、優雅，而車輪則不得不泥里來、水里去、骯臟狼狽。但是，在車主看來，這二者存在的目的都只有一個，那就是為他服務。

　　雖然都被剝奪了遷徙自由，但在改革開放以后，禁止農民進入城市的規定實際上已經名存實亡。這項制度在過去能夠發揮作用，是由于存在糧食制度、就業制度、福利制度等一系列配套制度。改革開放以后，糧食制度解體。就業制度僅局限于政府機關和國有企業。私企招聘往往不受戶籍制度的限制。福利制度是僅存的制約因素。但這顯然不夠。結果，雖然政府并不情愿，但數以億計的農民已進入城市，其中不少人還定居下來。雖然由于戶籍制度的影響，進城農民的生活中有種種不便，他們也經常受到各種歧視和無禮對待，但農民進城的大潮已不可阻擋。

　　相反，城市居民的遷徙限制卻依然在發揮著極大的作用。由于城市戶籍攜帶有一些福利待遇，越大的城市福利待遇越多。所以，城市居民，尤其是大城市居民放棄戶籍，遷徙到外地的機會成本很高。農民進城只是受到外力的限制，城市居民留在城市中，則是基于自身的利益考慮。這種基于自身的利益考慮當然更為有效。結果，城市居民反倒更被限制在城市中，更加沒有遷徙的可能。其實，對于許多城市居民來說，移居到其他地方，即使收入不變，也可以有效地提高生活水平。

　　但是，即使城市居民想要移居到農村去，現行的與戶籍制霜配套的土地制度也不允許。

　　即使沒有城市戶籍，農民依然可以進入城市生活，并發展自己的事業，可是，如果沒有農村戶籍，城市居民是不可能在農村中建立自己的事業的，因為他不可能得到包括宅基地在內的任何土地。按照中國現行的土地制度，城市土地屬于國有，農村土地屬于集體所有。集體所有的土地只能屬于集體內部的成員共同所有。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當地的農村戶口，是不可能被分到土地的。

　　隨著

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一些原來的農業用地逐漸轉化為收益更高的工商業用地。但是，由于土地制度的二元化，土地用途的轉化只能有一種方式，那就是通過國家征用的形式將集體所有土地轉化為國有土地，然后再以種種的方式進入土地市場。這個極為關鍵的征用環節當然完全被城市和鄉村的官員們所把持。事實上，他們也的確通過這個環節得到了土地用途轉化而產生的大部分利潤，賺得盤滿缽滿。

　　是什么使得官員們可以獨占這個利潤？正是現行的戶籍制度和與之相聯系的土地制度。

　　如果想要真正改變現行的戶籍制度，土地制度也要進行相應的調整。那時，農地用途轉化所產生的利潤就會由千千萬萬的農地所有者和購買者分享。這些購買者中，相當大一部分會是現有的城市居民。而正是由于戶籍制度對于城市居民向農村遷徙的限制，他們在這方面的發展和獲利機會被徹底剝奪了。

　　所以說，城市居民也是戶籍制度的受害者。

　　當城市居民的發展機會被剝奪時，受損害的整個社會。如果沒有這種限制，如果城市居民有機會到農村、到小城鎮通過購買土地進行投資，那就會使城市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等等向更廣闊的范圍擴散，從而帶動廣大農村地區的發展。這種“反哺”農業的效果無論是強度上還是廣度上都要遠遠優于政府對“三農”的援助。

　　人們往往高估政府的力量。當他們看到政府動輒上億的投資援助時，會感嘆這樣的大手筆只有政府才能做得出來。在援助落后地區時，那些分散的小商人、小企業又怎能和國家的這種大投資相比呢？可是實際上，市場動員起來的資源雖然不那么轟轟烈烈，但在總量上是政府絕對難以企及的。以民國時期對東北地區的開發為例。清末，東北地區對內地人民開放。河北、山東等地的人民在有機會擁有土地和未來美好生活的吸引下，自發地遷徙到東北進行開發建設——“闖關東”。據統計，截止到1930年代，大約有三千萬人移民到了東北，并實現了成功的定居和開發。幾十年內，東北從一個人煙稀少的地區一下子變成了中國重要的工農業發展地區。這就是自發市場的偉大力量。世界上有哪一個政府具有跨地區遷徙三千萬人，并實現成功發展的財政和組織能力？

　　戶籍制度把人民限制在原有的土地上，造成兩項重要的基礎資源——人力資源和土地資源無法在全國范圍內實現優化結合。農村地區的發展很難借助城市的人才和資金優勢。而城市則由于只進不出，無法擺脫人口的壓力，城市病愈演愈烈。這種局面造成的資源浪費和對發展的抑制是怎么估計也不過分的。

　　現在“三農”問題受到社會的重視，而城市中貧困人群的問題也日益突出。政府為此制定了種種的援助和救濟計劃，但是，再多的政府救濟也不如讓人們擁有自由發展的機會。既然農民可以進入城市經營工商業，那么，城市居民為什么不可以到農村去經營農業？為什么不可以到農村去定居？如果可以實現這種城鄉之間的人力、資本、土地、技術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通，一方面，中國的農業將會得到大量的資金和技術投入，產出將會大幅提高。那些擔心工商業發展造成耕地減少、吃不上飯的人只會驚訝于蘊藏在中國大地上的無盡潛力。同時，隨著現有城市居民的外遷，在他們的新聚居地將會誕生出新的城市。如果以為城市化就意味著現有城市的無限擴大，那就錯了。對于城市化來說，更重要的是新城市的誕生。那才是實現中國未來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東北的那些大城市幾乎都是近百年來從無到有創造出來的，更不用說上海、天津、青島、深圳這些近代新興城市了。如果沒有這些新的城市，只是“六大古都”膨脹不已，能想象中國的城市化會是多么低下嗎？

　　所以，戶籍制度的改革不是一個城市居民單方面施舍農民、允許他們進城的舉措。如果把戶籍制度改革理解為這種單方面的施舍，那只能人為制造出改革的阻力。戶籍制度改革的受益者是城鄉所有人。城市居民和農民都將得到自由。城市居民也是目前的戶籍制度的受害者。而且，這種對城市居民的損害將隨著農業的現代化發展而越來越明顯。

　　在公眾多年的呼吁之下，政府部門也正在考慮改革戶籍制度。但是，目前為止披露出來的改革方案都是孤立的戶籍制度改革，背后的思路都是把改革視為對農民的施舍，開恩允許他們進入城市。如果能夠認識到城市居民也是戶籍制度的受害者，就會推動孤立的戶籍制度改革向土地制度、戶籍制度綜合改革的方向發展。而只有這種綜合的改革，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為全國范圍內資源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奠定制度基礎，從而最大限度地釋放發展的潛能。我相信，在這種資源全國優化配置的局面下，中國可能達到的發展程度是無可限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