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至上個世紀末，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投資和出口，而外資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換個角度說，中國經濟增長的相當一部分收益被外來資本收入囊中。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技術創新在推動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并不十分明顯，即使有，也主要是來自國內資本的推動。通過技術創新提升綜合國力已迫在眉睫，這不簡單是一個轉換經濟增長方式的問題，更是一個發展中大國立足于世界的基石。

　　□楊英杰

　　儲蓄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是新古典增長模型的一個核心議題。這些增長模型普遍認為資本集聚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即高儲蓄率促進經濟高增長，因為高儲蓄率能滿足高資本投資的需要。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東亞國家與拉美國家的對比。1960年到2000年，東亞國家的平均儲蓄率為25%，而拉美國家除了智利（平均儲蓄率為20%）外，平均儲蓄率僅為14%。研究表明，智利在1960年至2000年間單位勞動者GDP年均增長率幾近2%，高儲蓄率功不可沒；東亞國家的經濟騰飛更是得益于此。

　　最近的模型則強調技術創新是經濟增長的引擎，認為貧窮國家通過技術創新是能夠以較快的速度推動經濟增長的，增長途徑則是通過吸引能夠帶來技術領先的國外直接投資。在發現新技術能帶來巨大利潤的過程中，國內資金可以通過為國內企業融資而促進國內企業在追趕世界先進技術的同時，推動本國經濟不斷發展。因此，國內儲蓄對于技術創新以及經濟增長都至關重要。

　　總而言之，高儲蓄率對于一國經濟增長，特別是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來說，處于十分關鍵的地位。實事求是地說，對于我國經濟增長而言，1990年代以前，高儲蓄率確實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急需的資金，而且投資-儲蓄缺口壓力頗大，大力吸引外資成了當時從地方到中央的共識。但自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國內經濟發展產生的豐裕資金的日趨增多，以及國際上自由資本的全球性流動加速，國內投資-儲蓄缺口轉變為儲蓄-投資缺口。所謂儲蓄-投資缺口，是指投資率低于儲蓄率，在儲蓄與投資之間出現缺口，從而儲蓄未能全部轉化為投資的一種現象。盡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投資率一直較高，但自1994年始，我國的儲蓄率一直高于投資率，儲蓄-投資缺口始終存在，且近兩年來的儲蓄-投資缺口出現擴大趨勢。

　　伴隨著儲蓄-投資缺口不斷擴大的同時，外商直接投資（FDI）盡管在個別年份因受到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有所下降外，幾乎平均保持著兩位數的增速。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為什么在國內資金非常充裕的情況下大量外資仍然流入？看似奇怪其實很容易理解，原因只有一個，資本回報率高。至于為什么資本回報率高，有兩個原因，一是各種對于外資的優惠措施如低稅率提高了外來資本的回報率；二是在與國內資本競爭的過程中，國外資本占據了上風，因此高回報項目也花落人家。就技術創新對于經濟增長的益處而言，外資對

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影響，并沒有帶來預期的技術轉移或溢出效應。

商務部去年發布的《2005跨國公司在中國報告》也提到，大量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結果是核心技術缺乏這一問題。可以說，對于外資在提升我國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和水平中的作用不能估計過高。

　　為什么國外資本會能夠爭取到更多的回報率和更高的投資機會，當然這里有隨國外資本而來的天然的對于利潤敏銳的嗅覺，也有伴隨資本而來的更高的管理能力和技術水平，也有國內制度設計對于國內國外資本的不同待遇或某種程度的歧視，也有國內資本市場自身存在的缺陷如金融中介的不發達、尋找高回報率項目的成本過高等因素。我們這里不想全面分析為什么會出現國內資本受到國外資本擠壓這一問題，只是想提出這樣一個現象：即國內資本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度與中國經濟整體發展態勢不符，或者說是經濟增長對于國內資本特別是儲蓄資本的敏感性日漸缺乏。

　　改革開放至上個世紀末，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投資和出口，而外資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換個角度說，中國經濟增長的相當一部分收益被外來資本收入囊中。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技術創新在推動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并不十分明顯，即使有，也主要是來自國內資本的推動。通過技術創新提升綜合國力已迫在眉睫，這不簡單是一個轉換經濟增長方式的問題，更是一個發展中大國立足于世界的基石。這恐怕是我國政府及時提出創新型國家戰略的一個主要原因。

　　可以看出，如何提升國內資本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和作用，已不簡單是一個讓國內資本能及時公平地獲取經濟發展收益的問題，也不僅僅是構建

和諧社會所必需的一部分（主要表現為國內儲蓄為居民的主要資產，國內資本的收益將有很大一部份來源于此，而國內資本的收益的獲取也將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回流至居民手中），更為重要的是如何在一個國民經濟高速發展的有利環境中，加快培育國內資本的競爭力。

　　我們必須未雨綢繆，一旦出現不可預知的社會經濟風險，外資撤離的真空必須由國內資本來彌補，否則后果將極其嚴重。事實上，國外儲蓄僅能部分滿足國內投資的需要，而只有國內儲蓄才能為大部分投資融通資金，并支持經濟長期持續增長。鑒于此，我們認為，培育國內資本的競爭力，除了加強金融體系的建設，完善資本市場等制度建設之外，應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大背景下，因勢利導，轉變國內資本流向，將國內資本納入科技創新體系建設的整體框架之中，吸引國內資本在國家技術創新體系建設中發揮主導作用，這樣既能夠充分利用當前國內資本充裕的優勢，也能夠使國內資本在一個以技術創新為主要推動力的未來經濟發展主導模式中占據優勢地位。

　　（作者為中央黨校副教授，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