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07年年會于2007年2月11日下午3時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5號樓舉行。本屆年會的主題是：“大國發展中面臨的挑戰”，論壇成員吳敬璉、龍永圖、王建等做主題發言。新浪財經對本次論壇獨家進行網絡直播。以下為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發表演講。

　　下面我們進行今天的主題發言，今天我們有三位主題發言，吳敬璉老師、龍永圖先生和王建先生。首先我們請吳敬璉老師發言，大家歡迎！

　　(鼓掌)

　　吳敬璉：我講的題目是《從大國崛起看民族富強之道》。中央臺做了一個很好的電視節目，題目我覺得不是怎么太貼切，因為是不是大國和是不是崛起其實關系都不大，我想最重要的是怎么能夠滿足人民幸福和民族富強的要求。

　　我們是正在一個民族復興的道路上，這道路并不挺平坦，因為好幾代人為此而努力，到現在才看見曙光。所以我們很需要吸取別的國家的經驗和教訓，使得我們這個路走得更順一點，也就是發揮后發優勢。我覺得這個后發優勢我的體會，主要是因為我們后發國家可以避免前人所走過的彎路，不犯前人的錯誤，吸取人家好的經驗，這樣可以降低成本，使得我們這個路走得更順一些。所以我很贊成在大國崛起前面講的一句話，是讓歷史照亮未來的星辰。

　　在這個意義上除了電視片講到我們國家，其實很多其他的國家他們的經驗也值得我們吸取。比如像瑞典，瑞典這個國家很小，但它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它是一個社會民主黨長期執政的國家，它有些什么正面的、反面的經驗，其實都很值得我們學習。我想這些國家他們的經驗可以集中在一些什么點上？

　　那天我們改革研究會討論的時候就說，托爾斯泰有一句話講得很有道理，就是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都有各自的特點。我們應該吸取，因為那些國家搞得好、發展得好，為什么？有些國家崛而不起，或者是起了以后又衰了，那又是為什么？可以從中吸取教訓。我想有幾個重要的問題要做得比較好的話，這個國家的發展、人民的福利才能夠增進的比較快。我想大概有這么五個方面。

　　第一，是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第二，是民主法制。第三，是思想自由。第四是和諧努力。第五是中等階級的興起。民主和法治也可以分成民主和法治分開來談，他們在時間上并不是統一的，但也可以把它合起來看，也可以分開來看，我想一個一個的說一說別的國家在歷史上有什么教訓。

　　第一個問題，就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問題，現代經濟有兩種基本的資源配置方式，一種就是市場配置，另外一種是計劃配置或者叫行政配置。但這個還存在一些問題不是太清楚，最容易出現的一個混淆是什么叫市場經濟？它認識上有很大的差距，最容易發生的問題就是把市場經濟理解為只要是商品或者資源，都是通過市場來的。于是這里就有一個問題，先行的工業化國家多少都經過一個階段，就是重商主義時代，大國崛起有一條就是重商主義，重商主義代表了企業。重商主義有兩個特點，一個就是政府高強度的干預，另外一個特點，就是貨幣是惟一的財富，發展的目標就是積累財富。

　　許多國家確實在發展的初期是采取重商主義的政策，在大國崛起里面講到的九個國家里面，葡萄牙、西班牙當然是實行重商主義原則的，英國早期也是如此，但是重商主義使得這個國家在可以說曇花一現，或者說在一定的時間中、葡萄牙、西班牙大概在五、六十年的時間里發展很快，白銀、黃金滾滾而來，但是它并不能夠保證這個經濟持續的繁榮。所以有一個評論，說像葡萄牙、西班牙不能夠叫做崛起，因為它崛而不起，或者說它在16世紀初期，在開始向前發展了，但是到了16世紀中期，到16世紀后期就不行了，西班牙重新變成一個發達國家是二戰以后，問題就在于這個重商主義的政策不能夠造成國家的長期繁榮，因為經濟上不能保持長期的繁榮，它用國家的強制力量來保持世界霸權也是不能持久的。為什么這樣呢？從葡萄牙、西班牙的例子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西班牙它是用一個國家強制力量來維持它這個世界霸權的，所以它就要用很多的資源去供養他的政府，特別是他的軍人，在16世紀的時候西班牙有歐洲最強的陸軍，最大的規模和最強的海軍，所以他就要用很多錢把資源用在這里，要支持他的政府和他的軍隊。比如1081年一本書，西班牙在16世紀初就發生很多的皇室破產，到17世紀都出現了皇室破產，第二個原因就是他取得了財富沒有投入生產，農業停滯不前，制造業一直沒有發展起來，相反，大量的各金銀的流露造成窮奢極欲的社會風氣，好逸惡勞的懶散習慣，這種習慣一直到20世紀還有遺留，確實在殖民地搞到很多錢，1503到1660年西班牙從美洲殖民地拿到的白銀是18600噸，黃金是200噸，但是這個錢不但沒有支持他的生產事業的發展，反而帶動了一種社會不和諧風氣。所以到了1560年以后，整個17世紀來了一次新的衰退，歐洲的封建時代老是這樣，人口增加，還在饑荒，饑荒以后經濟就簫條，簫條一段時間以后經濟就上去，接著就是人口增加，增加以后又經濟簫條，一次又一次，西班牙的整個經濟就發生了大的危機，到了1688年的海戰被打敗了，這個以后西班牙就淪為二流國家，一直到二戰。

　　另外還有第三個問題，就是重商主義一定會造成嚴重的腐敗，布坎南那本書里邊就把重商主義跟行政社會是劃等號的。布坎南的說法就叫做看得見的腳踩住了看不見的手。英國跟我們情況不一樣，英國就說他在18世紀完成的，這個對于我們來說確實是耳熟能詳的，他著重的就是強調了競爭，強調了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而他就強力批判這個重商主義，政府對于經濟生活的干預。

　　所以經濟學理論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的主要來源，是產業革命的獻身，所以說產業革命的本質不是在于政績的使用，而是改變了制度，由原來中世紀的制度改變。

　　第二個問題就是民主與法治，可以分開來看，因為法治和民主這個事情可以是完全同步的，也可以是有先有后的，但是他們之間又有聯系，所以也可以看成一件事，也可以看成兩件事，第一就是實行法治。關于實行法治這個事情，大國崛起里面我覺得在英國表達的比較好，如果說英國作為一個大國的發展他是從1216年的大憲章開始的，大憲章是一次頒布了，過兩天又不做數了，又再一次頒布，但是它是一個法治國家開的先例，就是從這里一步一步的改良，積累性的改良形成了這樣一個法治的傳統，而且后來又成為了比較完備的法治。實行法治有兩方面的重要性，一方面它是個普世價值，另外一個方面，你對于一個自由市場經濟要能夠發展，它一定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這點在1997年的第15次代表大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個口號以后，實行法治好像是大家的共識，其實仔細看一看大家對這個法治的認識還是非常的淡薄，原因就在于我們國家從先秦時代，它這個法家就是講法治，但是它這個法治跟現代法治根本是兩回事，完全是兩回事，這兩個東西就經常會混淆，先秦法家講的法治它是皇帝手里的工具，是統治人民的工具，韓非講得很清楚，這個法跟式跟事，皇帝用這三個東西玩老百姓，這個跟現代講的法治是另外一回事，現在的法治是法律的統治，所有的人，包括統治者在內都要服從法律。但是在我們這里因為在57年一些人批評人治，主張法治，這些人大部分后來都定為右派，所以法治，就是治就在新華字典里面沒有這個詞了，只能說制。

　　另外一個問題討論的就是法制和民主的關系問題，常常人們最近也有議論，就是說可以不一定要民主，有法制就能夠維持現代市場經濟的運轉，我覺得八十年代一些同志討論這個問題很熱烈，但是它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確實時間很有限，重點會有不同，所以在英國的情況來說，應該說初步建立起一個法制確實比中國要早，從大憲章開始逐步完善起來。但是還有另外一面，就是要保證法律符合公認的爭議，而且要保證它能夠持續下去，如果沒有民主制的話很難保持。當時我們八十年代討論的時候就是香港，說香港只要有法制就可以了，但是不同意的人就說它的根子在英國，英國有民主制，我覺得這個反駁是有一定道理的，你只要看菲律賓就可以看到，因為它那個地方是一個西班牙的殖民地，它的根就不行，所以它這個法制很難保持。

　　再講民主，民主這個問題好像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也是不成問題的，五四運動就提出了，但是我覺得這里還是有一些問題，有兩個問題需要討論，一個問題就是，是不是可以用一段時機叫做開明專制，或者叫威權主義，這個在八十年代曾經我自己也很同情這種想法，權威主義的政治。我們從世界吸取一些經驗到現在，最近我也懷疑了這個做法，特別是考慮到在知識經濟時代看來不行，現在一談起這個問題來，主張權威主義，或者威權主義的人們就說新加坡做得很好，其實新加坡在早期是威權的政治，保證了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發展，但是到進入知識經濟時代以后，李光耀先生很理性，他在世紀之交就發現這個問題，有興趣的人還是應該看看李光耀的一些講話。新加坡要能夠致力于世界，就得要發揮人們的創造性，要消除抑制創造性的人。

　　另外一個方面，從民主制度來說也要看要什么樣的民主制度，特別是在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國家好像幾代人都很受法國式的理想主義、革命情懷的印象非常深。我想法國他對這套制度，其結果就是一切權利歸國民議會，他是一個至高無上的主體，結果變成了亞和平的領袖的專政。而憲政民主是另外一種類型的民主，憲政民主它和法國式的民主有一點很大的不同，就是他不承認任何不受約束的權利，沒有最高的權利主體，任何一個權利都受到制約。

　　我們中國人認識到這個問題，應該說是顧準，他找到一個叫理想主義，理想主義很容易就會演變為專政，但這是一種感覺，理論的分析應該有很多人做了很深刻的分析，比如盧梭，他這個思想體現在一本書里講道德理想國的覆滅，這本書很好。我有一位企業家朋友，他非常的崇拜法國式的革命民主思想，我就推薦他看一本《帶一本書去巴黎》。當時我們認為它都屬于敗筆，屬于思想走向的反動，其實這里面講得很深刻。

　　再有一個問題，就是第四個問題，思想自由和學術主義。我想大國崛起這方面涉及的不多，這是人文的思想的基礎，一個國家發展的基礎，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沒有文藝復興，沒有宗教改革，那么科學和文化是很難發展起來的。我們現在講增長模式轉變，早期經濟增長模式到現代經濟增長模式要靠技術進步和效力提高，它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就是立足于理論科學，或者說基礎科學研究的應用技術的普遍運用，而這個基礎科學的發展，教育的發展沒有思想的解放，沒有文藝復興后來的思想解放運動這個是解決不了的。我們現在一講起來教育不夠發達，科學不夠進步，

　　最后一個問題，真正一些發達國家走向社會的穩定，持久的繁榮，他有一個基礎，就是社會結構的問題。這個傳統社會是個啞鈴型的社會，中間階級是非常弱小的，即使到了近代開始中間階層，叫中產階級，叫中間階級，中間階層，或者叫中等收入階層，開始壯大，但是總的來說人數還是非常少的，他是一些什么人呢？是中小資本家，就跟毛主席在好幾篇文章里都講到了舊中國，中間這個中產階級就是中小資本家，這個人數是很少的，這個情況在20世紀，就是說增長模式發生轉變以后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就是因為增長模式轉變以后專業人員在整個社會生態體系中的作用變得非常重要，所以他們的人數增加了，他們的社會地位提高了。所以現代社會就變成一個橄欖型了，而這個組成人員是專業人員，在一本書里講了一個數字，其中一個我說一下，美國勞動力總人數1900年是2900萬，1970年是8000萬，其中體力勞動者1900年是1000萬，1970年是2900萬，增加了190%，白領工人在1900年是500萬人，1970年是3800萬人，增加了600%，它的總人數比藍領還多，藍領是2900萬人，白領是3800萬人。這個啞鈴型社會通常是不穩定的，是充滿動亂的，而橄欖型的社會則容易實現穩定增長與和諧。所以從別的國家經驗看，我對于最近流行的分析我是感覺到非常的懷疑，就是說現在我們社會有兩種，一種叫精英，一種叫草根，或者叫大眾，我對這種分析表示擔憂。(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