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

 　 頻發的腐敗案件，使人們更加深切地認識到信息透明、政務公開、權力監督的極端重要性。最近上海有關方面負責人也強調指出，要根據社保資金案暴露出來的薄弱環節和突出問題，加強對公共權力運行的監督。但問題是，所有這一切需要在什么樣的基礎上才有可能？

　　在過去的兩年中，有兩件均與交通部有關的事情，是很值得討論的。一件事情是，2005年《中國青年報》曾發表一篇文章，題目是《張春賢部長，我想監督您可無從入手》。事情的起因是，交通部部長張春賢讓記者捎話給社會各界：“作為交通部部長，歡迎大家對我進行廉政監督。”他還要求全國各地交通廳、局和有關部門的主要領導干部，“要學會并習慣在被監督的環境下工作和生活。”《中國青年報》的文章指出：對張部長歡迎大家做的事——“對我進行廉政監督”，似乎根本無從下手。我既不知道部長權力的邊界到底在哪里，也不知道這權力是如何行使的，既不知道部長的收入是多少，也不知道部長的夫人和子女都從事什么職業……不論從哪個方面來說，都無從監督。要讓權力是可監督的，必須有可操作性的制度作支撐。比如，儲蓄實名制和財產申報制度等的實施，以此來讓官員的收入和家庭財產情況透明。

　　另一件事情是，2007年初，中國政法大學行政法教授高家偉致信新任交通部部長李盛霖一事。信中提出：交通部應該公開每年的

　　這兩件事情提出的一個共同問題是，權力的監督怎樣才能成為可能？合乎邏輯的回答當然是信息要公開透明。但是仔細一追究，發現事情又不是那樣簡單。比如前一段關于公款消費的數量的爭論，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關于公款吃喝、公車、公款旅游等公款消費的數量，一直是人們非常關注但又眾說紛紜的事情，其中不斷有人發布一些數據，但仔細追究，似乎又都缺乏足夠的根據。在去年，甚至就此引起一場紛爭和熱議。2006年3月13日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上，發表了國家行政學院竹立家教授的《政府管理改革的幾個切入點》一文。其中提出，2004年我國公車消費4085億元，公款吃喝在2000億元以上，1999年干部公費出國花費達3000億元。這就是后來引起很多議論的公款消費9000億元說法的來源。然而，在對這些數據進行核實的時候，卻發現很難找到可靠的原始出處。于是財政部有關負責人給出了另外一套數據，2004年末全國共有各種公車180萬輛，全年公車消費大約為1000億元，2004年全國行政事業單位公款伙食費如果按“招待費”的40%估算大約為172億元，2004年全國行政事業單位出國費用約為29億元。以上三類開支合計1201億元。該負責人同時表示，上述數據是根據中央和地方決算報表所列數據統計的，實際生活中估計會略高于這一數字，但遠遠沒有達到竹立家教授所說9000億元的水平。

　　但上述的估算是存在明顯問題的。財政部有關負責人公布的數據口徑是預算內的，但預算外的支出，由小金庫來支付的，轉嫁到下屬單位甚至企業中去的，實際上是根本無法統計，只能根據一些相關的數據進行估算。在常識中人們也知道公車、公款吃喝、公款出國所需的費用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但在財政部有關負責人出來公布預算中的數據之前，除了估算的數據之外，人們幾乎沒有任何可以對“三公”消費形成數量化概念的可靠數據。而且，即使是財政部公布的數據，會比看起來缺乏足夠依據的估算數字更為可靠嗎？以公款吃喝為例，2005年全國餐飲業零售總額是8800多億元。按照財政部的數字，行政事業單位公款伙食費只占全國餐飲業零售總額的2%左右。再將公車費用與公款吃喝進行比較，公款吃喝的費用只占公車費用的17%。且不說能享用公款吃喝的人數會大大超過配車或能享用公車的人數，就算兩者的人數是一樣的，按照財政部的數字，一個配車或能享用公車的人一年公款吃喝的費用只相當用車費用的20%？再比如，財政部負責人說2004年全國公車180萬輛，而據北京市交通部門最新數據，光北京市(包括中央單位就有公車80萬輛)。顯然，財政部的數字可能不是一般地低估了上述數字，而是大大低估了上述數字。那么，有據可依的官方數字和缺乏可靠依據的估算數字哪個更貼近真實呢？

　　當然，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的目的，不是想提供一個確切的答案。我們的問題是，像“三公”消費這樣一個數目巨大的、涉及到公民稅收或公共資源如何使用的問題，人們如何進行監督？人們如何獲得進行監督所必不可少的數據和信息？而我們知道，充分的和可靠的信息是監督的基本前提。這個問題直接涉及信息公開中的“信息”的質量和可處理性問題。

　　財政部有關負責人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曾經說過，“從國際慣例考證，公車消費、公款伙食費、出國費用等在發達國家也列入政府預算支出，是政府成本的組成部分”。這話如果不考慮數量的含義當然是不錯的，世界上哪一個國家一輛公車也沒有？哪一個國家官員沒有一分錢的公款吃喝？即使我們不深究這個問題的更實質性內容，人們至少可以有一個并不過分的要求：你既然按照國際慣例花了這個錢，就應當按照國際慣例對這些花費進行記錄，能夠掌握其具體的數量。而這就涉及到預算編制和統計分類等問題。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曾經說過，我國現行預算支出科目主要是按“經費”性質進行分類的，把各項支出劃分為行政費、事業費等。這種分類方法使政府究竟辦了什么事在政府預算上看不出來，很多政府的重點支出如農業、教育、科技等都分散在各類科目之中，形不成一個完整的概念，不透明、不清晰，往往造成“外行看不懂，內行說不清”。

　　由此看來，預算和統計中的分類等問題，看起來是個技術性的問題，但實際上卻關涉到信息的質量，進而關涉到民眾對政府的監督是否可能的問題。說得更明確一點，當我們在改革中要實質性地而不是形式地推進信息透明和政務公開的時候，就需要提供使監督成為可能的信息基礎。換言之，使數據和信息能夠具有接受監督的基礎，應當成為信息和數據采集的原則之一。

　　之所以要提出這樣一個話題，是為了說明，當今時代的信息與數據的問題可能包含著復雜的含義。特別是，從最近幾年的情況來看，在涉及利益關系的時候，將數據和信息作為一種博弈手段，也是可能的。正因為此，前兩年在房地產調控中就有人呼吁，需要來一場房地產統計風暴，因為有關房地產的一些重要信息，存在明顯的混亂。比如像房屋空置率這樣一個極為重要的數據，建設部報告說，2004年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