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秋風

　　印度商界、學界對中國的態度相當復雜：中國經濟增長始終領先于印度，二十多年來，兩國人均GDP差距似乎在拉大。不過另一方面，印度人又以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法制國家為自豪，國際不少學者也相信，就長遠的發展前景看，印度或許會好于中國。不過，印度政府一直想在一些具體的經濟戰略上模仿中國，比如，建立經濟特區，吸引外商投資。

　　但是，這個計劃現在中斷了。印度政府1月中旬決定，暫停批準300多份建立經濟特區的計劃，直至農民征地補償等問題得到解決。這些計劃能否重新啟動，無人知曉。問題出在征地上。大批土地被廉價征用，農民得不到應有補償，導致沖突事件不斷。本月初，印度西孟加拉邦東米德納帕地區政府官員在征用土地計劃建經濟特區時，與農民發生沖突，導致6人死亡，25人受傷。以國大黨為首的印度執政聯盟擔心，這些沖突可能會使自己在旁遮普邦和北方邦即將舉行的邦選舉中被農民拋棄，而不得不讓經濟目標讓路。

　　我敢打賭，在某些

　　就以征地為例吧，各地都有因為拆遷、征地而逮捕拆遷戶、農民的事情。某地因征地拆遷死了幾個人，拆遷負責人的說法是：“哪里拆遷不死幾個人呢？”似乎很少因為征地、拆遷糾紛而暫停城市建設與開發區建設。于是，經濟的增長就所向披靡，某些經濟學家以為自己發現了最自由的市場，某些戰略家也可以大談大國崛起了。

　　但民眾似乎并不這樣認為，相反，媒體上最熱門的新聞似乎總是負面的：失地農民境遇悲慘，拆遷戶無家可歸。其他民眾也紛紛為教育、為社會保障憂心忡忡。經濟增長了，社會反而進入了矛盾與沖突的多發期。有一幫學者便用現代化的“規律”來為這種現象作辯護。

　　所幸政府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提出了

　　當然，印度政府采取此舉，不是因為印度政府官員不想發展經濟，聯邦政府官員一直有追趕中國經濟增長的雄心，地方政府官員借助特區建設圈占農民土地從中漁利的沖動，與中國的地方政府官員一樣強烈。印度政府此舉也不是因為官員更有知識或智慧。

　　全部的原因在于，印度有更健全的法制。不說別的，至少在印度，土地上的權利與利益遭到政府和工商企業侵害的農民，可以到法院尋求救濟，這些法院的獨立性，大部分都要強于中國，中國的地方法院“地方化”傾向嚴重，強制拆遷辦公室中經常就有法官參與。有很長時間，各地司法部門甚至根本就拒絕受理一切征地與拆遷糾紛，農民、拆遷戶只好上訪，而在印度，大概沒有如此醒目的上訪群體。

　　至于民意約束政府官員的力量，在印度這次事件中也清楚顯露出來。正是因為考慮到即將進行的兩個邦的選舉，聯邦政府才作出了暫停特區建設的決策。而這兩個邦其實并不是征地糾紛最嚴重的邦，但執政的政黨聯盟仍然擔心，這兩個邦的農民可能會出于對別的邦的農民的同情，而拒絕投票給自己。

　　這樣，看起來十分抽象的法治和民主，就成了具體的農民權利與利益的保護者。當然，某些經濟學家現在一定十分失望，在他們看來，讓農民付出一點犧牲換取經濟的快速增長是十分劃算的買賣。現在一些地方政府官員竟然為了農民的一點點利益而放棄可以建設經濟特區的百年大計，真正是缺乏經濟頭腦。這些經濟學家似乎沒有意識到他們已經陷入某種自相矛盾中：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每個人都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現在這些經濟學家卻毫不猶豫地支持某些政府官員為了實現快速經濟增長而犧牲某些個人的權利、利益甚至生命，地方、國家的利益——而且僅僅是經濟增長——之最大化，就悄然地成為經濟學家推理的邏輯起點。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在不經意間被偷換為方法論的集體主義。正是這樣一個理論陷阱，讓很多經濟學家看扁了法治、民主對于國民幸福的偉大作用，而誤把經濟增長視做國家發展的全部內容。（作者為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研究員）原標題：印度模式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