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比尼(王慧卿 譯)

　　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年會屬于全球精英的聚會，然而頗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次年會討論的卻是收入和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加劇、中產階層的工作焦慮、貿易和全球化，以及全球化遭遇的阻力和如何避免貿易保護主義導致全球化的倒退。我就最后一個題目也做了發言，參與了這一論題的討論會。

　　從長期來看，全球化對每個國家和全球經濟而言都有積極影響。最近全球化面臨阻力是因為，貿易和全球化中有贏家也有輸家，雖然凈效應為正，但輸家就必須忍受自身境況惡化的結果。

　　全球化中的贏家包括：發達經濟體中其工作不能外包的熟練工人；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中的工人；大宗商品等稀缺資源的擁有者；實業資本、金融資本和金融資產的擁有者。

　　但全球化中輸家的列表就長了：發達國家中的非熟練工人及其工作可外包的熟練工人；憂慮的中產階層，他們收入增長慢于生產率的增長，而且工作中的安全感增強；中等收入國家(

　　再加上美國、歐洲、日本、中國和拉美等國際和地區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問題：資本與勞動力之間分配的不平等，高技術工作人員與低技術工作人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實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之間回報率的差異越來越表現在金融資產收益率居高。

　　這些變化究竟是由技術變化引起的，還是貿易和全球化造成的，仍然處在爭議當中，但兩者之間的差異正變得模糊。正因為技術的發展，才讓

　　貿易保護主義和全球化受阻會損害全球經濟增長，危及全人類的福祉，這已經是個共識。但問題是，可以采取何種政策來防止全球化的倒退呢？

　　可能的政策選擇有很多：提供更多更有效的貿易調整援助；為工人提供培訓，提高其工作技能；加強教育，使年輕人有能力適應各種工作；為年齡較大的工人提供工資保障；提高失業保證金；增強累計稅制來調節收入分配不平衡等。

　　這些政策基本的思想是，工作者應能更靈活地變換工作，以應對某種工作甚至整個公司和行業因為外包而萎縮。但如果工作者需要接受工作上更高的不安全感，以及收入更大的變化，那么政府提供的社會安全網就應當更為廣泛和有力。

　　如何把這些政策措施結合起來以發揮最好的作用，是個相當復雜的問題，而且應當是因地制宜的。但是避免全球化發生倒退的唯一辦法可能就是，政府利用稅收和支出政策來緩和工作者和中產階層對貿易和自由化產生的疑慮。(作者為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文章有刪節，王慧卿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