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1959年出生，浙江諸暨人。曾任美國杜克大學、德國自由大學客座教授。現為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等校教授。

　　中國經驗引發世界興趣

　　記者：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可謂經濟大國。你有豐富的對外文化學術交流經驗，你是如何看待中國的文化實力或國家軟實力的？

　　俞可平：改革開放28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滄桑之變，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取得了全面的進步。我國的國家力量得到了迅速增強，既有硬實力的增強，也包括軟實力的增強。國家的實力既包括經濟總量、科技水平和國防力量等硬實力，也包括核心價值體系、國民素質、政治經濟制度和國家形象等軟實力，而且軟實力在國家綜合力量中的比重似乎在不斷增加。

　　經濟影響力的擴大，也使得中國政治和文化的影響力在日益擴大。我感覺許多國外人士已從單純關注

　　軟實力與硬實力相比還存在相當距離

　　記者：中國的文化實力和對世界的吸引力在增加，你認為與中國經濟大國的地位相匹配嗎？

　　俞可平：盡管相對過去中國對世界的文化影響力在增強，但文化實力與中國經濟大國的地位還不匹配，中國的軟實力與硬實力相比還有相當距離。現在，國際社會普遍認為，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世界政治中離開中國不行；中國是經濟大國，在世界經濟中離開中國也不行；可在文化方面，情況就不一定如此了。不僅中國文化產品對外貿易還保持著巨大的逆差，而且在國際學術舞臺上也很難聽到中國學者的聲音。比如，在學術上，中國學者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往往只能參加一般性的國際會議，大多只提交論文而已，很少參加大會主題發言，在高級別、小范圍的專業工作會議上，就更難見到中國學者的身影。

　　記者：你認為中國文化影響力與經濟影響力存在差距的原因何在？

　　俞可平：首先是思想上，我們還沒有把文化影響力放到提升國家形象和增強國家軟實力的層面，有的人還只把文化當做經濟的附屬品，還沒有意識到文化影響力也能直接關系到中國在國際上的“聲譽資本”。文化軟實力跟不上，會在國際交往中增加許多誤解，不能讓世界有效接受中國的價值觀和了解中國“和諧文化”的精神，這種“聲譽資本”的缺失會增大改革的風險，會影響經濟的發展。比如中國的國家形象會直接影響到外國對華直接投資的質量、中國企業融入國際市場的深度和廣度，以及其他國家是否愿意向中國提供高新技術方面的支持等。

　　其次，應該說我們對世界的了解也還不夠，一些觀點和政策還沒有適應全球化的時代要求與“和諧世界”的戰略理念，以致不能有效地在中外文化差異的客觀背景下有針對性地實施對外文化傳播。其實，世界文明是多樣性的，這種多樣性既有相互對立的一面，但更多的是相互融合、相互共存、相互學習。要真正實現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就不能絕對地將中華文化與其他文化對立起來，把中華文化復興簡單地理解成戰勝或呑并其他文化；而是要努力壯大中華文化，使中華文明成為世界文明有機的組成部分，使各種文明之間達到“和而不同”。我認為，黨中央現在提出的“和諧世界”意義極為重大，強調的是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學習和共存共榮，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

　　依靠文化產品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

　　記者：你認為怎樣才能讓中國文化和商品爭艷同彩，打造與經濟大國地位相適應的國家文化實力？

　　俞可平：首先是指導思想的問題。在對外傳播中國文化，增強中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時，要切實以“和諧世界”理念為指導。一方面，我們必須有文化安全和國家安全意識，維護文化自主性和中華文化的尊嚴；另一方面不要將所有文化學術交流都與政治意識形態劃等號。相當部分的文化、藝術、學術交流，更多體現的是非政治性的娛樂和精神享受。對這些東西，應當像對待其他產品一樣，不能泛政治化。對外文化交流，也同樣要堅持鄧小平同志確立的國家間交往原則，即在國家與國家的交往中，國家利益壓倒政治意識形態。此外，要正確對待文化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系，對外文化交流中，在強調中國特色的同時，也要承認人類的普遍價值，認識到文明的多樣性與共同性特征，真正體現“和而不同”的思想。

　　記者：具體做法上有何建議？

　　俞可平：首先，要堅定不移地繼續實施“走出去”戰略。我國的文化傳播要有長遠打算，整合資源、形成合力，有章有法、循序漸進。我們應當設計一整套與中華民族的歷史、現狀及其未來相適應的觀念、標識、品牌，充分展示一個文明、進步、民主、公正的中國，從而進一步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

　　其次，要完善有關政策，積極培養相應的專業人才，采取各種措施鼓勵健康有益的對外交流。按照“和諧外交”的新要求，認真全面地清理對外文化學術交流的相關政策，及時修改和調整不合時宜的方針政策。這些年來政府在對外交流方面的投入正在不斷增多，要合理使用這些資源，使它們發揮更大的作用。在對外文化交流方面，也要特別重視與國外友好組織和人士的合作，巧借他們的力量來達到我們的文化傳播目的。

　　其三，要注意“本土化”，善于學習國際經驗和慣例，用國外人容易接受的方式傳播中國文化。比如有的書籍可以在中國翻譯出版再出口到國外，但這并非上策，效果更好的則是與國外出版商合作，由他們用本土化的方式和渠道來出版發行中國學者的著作。重慶出版社很有遠見，與荷蘭著名的出版公司合作，聯合推出一套由我主編的“中國著名學者論叢”。重慶方面出中文版，英文版則完全由荷蘭布里爾公司負責出版和發行。還成立了一個國際編委會，由中國學者和西方著名學者一起編選這套叢書，借用布里爾公司300多年建立起來的銷售渠道和當代西方的著名學者，把中國當代的優秀思想文化引入西方市場，力求影響西方主流社會。

　　其四，要進一步提高對外文化交流的水平。這些年實施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在這方面我們應當繼續努力，不斷提高對外交往的水平，特別是對外學術交流的水平。學術交流在文化交流中意義極其重要，因為它涉及到國家的核心價值體系，是文化的靈魂。我們要鼓勵正常的學術交流，如進行學者互訪、主辦或參加國際會議、邀請國外學者來華講學等，此外還要特別注意培養學貫中西、具有國際聲譽的優秀中國學者。鼓勵優秀的中國學者在國際主要刊物上發表論文，在國外出版著作，參與高層學術研討，擔任重要國際學術組織和學術刊物的領導職務，真正將我國的優秀學術成果傳向世界。

　　同時，要充分利用民間的渠道和新興的傳播工具。我國的對外貿易日益增長，隨著中國商品的輸出，也把商品中承載的中國文化傳播出去了。但與經貿交往、政治交往和政府官方交流等傳統交流方式相比，現在新興的文化交流方式更顯活力，比如民間交流、大眾傳媒、網絡傳播、學術交流等都有無可替代的生命力，要善于運用新的文化交流方式去傳播中國主流文化，打造與經濟大國地位相適應的國家文化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