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來信之薛涌專欄

　　去年，任志強只為富人蓋房論引起了公憤；最近，張維迎又出來說“通過限制富人買房來幫助窮人行不通”，并抱怨政府，“如果你擔心老百姓買不起房，就應該拿出更多的地來，更多的錢來，專門建廉租房給窮人住。想通過限制富人買房來幫助窮人買房是不可能的。這其實是有些政府部門在推卸責任；推卸責任的同時，又想擴大權力。”

　　政府在經濟過程中權力過大，確實是個不爭的事實。通過擴大政府權力來干預市場，并不能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但無論是任志強也好，張維迎也好，都沒有給我們描述一個公平的市場機制。沒有這樣的機制存在，他們當然難以說服公眾。

　　任志強、張維迎們把窮人的住房問題完全排除在市場之外，特別是張維迎，一方面攻擊別人用計劃經濟的老一套思路來對待住房問題，并要求政府從經濟領域進一步退出，另一方面又要求政府來承擔給窮人提供住房的責任。要知道，窮人的住房要求能創造一個巨大的市場，把這么大的一個領域從市場中切除讓給政府，等于呼吁擴張政府職能，復活計劃經濟。

　　如果我們的市場經濟只是暴發戶的市場經濟，誰還會擁護市場經濟？看看美國這種成熟的市場經濟就知道:許多人可以靠給窮人提供服務發財；窮人也相信市場經濟最終能解決他們生活的問題。也只有這樣，市場經濟才能得到社會大多數人的支持，才能在一個民主的框架中存活。

　　我們不妨用市場經濟的基本語詞來討論住房問題。在成熟的市場經濟中，一個人經濟行為的個人回報率應該接近社會回報率。這就是說，一個人干了一件事情，他從這件事情中得到的好處，和社會從中得到的好處呈均等的正比關系。你為社會貢獻越大，你個人的收入越高。這樣才能使社會有效率。當個人回報率遠遠低于社會回報率時，比如只讓比爾·蓋茨拿比一般政府職員高一倍的工資，這就變相成了為社會做善事，長久下去，就失去了做善事的動力，社會也喪失了從他做的善事中受益的機會，喪失了效率。

　　不過，當一個人從其經濟行為中得到的個人回報率遠遠高于社會回報率時，又會出現什么情況呢？顯然，社會對這個人支付過度，使他不正當地占有了過多的社會經濟資源。當社會覺得自己“虧了”時，就會有所謂仇富現象。

　　以這些簡單的概念，就很容易看出任志強張維迎們的問題來。比如任志強說房地產商只有為富人蓋房才賺錢。這本身就說明我們市場有問題。一個房地產商，只為幾個富人服務，他們的經濟行為的社會回報率很低，大家都沒有得到什么好處，但個人回報率卻太高，讓房地產商發了橫財。張維迎則呼應，要求把窮人趕出市場。也就是說，人口中的相當一部分人無法從市場經濟行為中獲得回報，只能靠政府照顧他們的利益。這樣，市場經濟就成了一個富人俱樂部。而在美國，蓋低檔房和

　　在經濟領域，市場永遠比政府有效率。解決中低收入階層的住房問題，也要靠市場而不是政府。關鍵是，政府應該通過稅收等政策維持一個良性的市場秩序，使建造中低檔住房的利潤率趕上甚至超過建豪宅的利潤率。比如，建中低檔的住宅可以免稅甚至享受補貼；政府對建豪宅雖然不必限制，但應該上高稅，高到把其利潤率降下來為止，高到把大部分房地產商趕出這個市場，不得不挖空心思競爭普通民宅的市場為止。

　　中國城市化進程這么迅猛，城市這么擁擠，人口增長速度這么快，怎么可能讓政府不停地“拿出更多的地來”？在土地公有的情況下，“居者有其屋”還是我們房地產市場的一個重要道德基礎:每個公民都有享受一定數量住房的權利。在這個范圍內，他們應該用可承受的價格購房。超出這個范圍，等于侵占了別人或社會的土地資源，侵占者就必須和被侵占者討價還價，比如侵占者為多占的支付五倍、甚至十倍的稅。政府需要的是建立一套制度框架，使這種討價還價能夠隨時、公平地進行。我期待著任志強、張維迎們說:“給富人建房稅太低了，賺錢太容易了，所以大家都來投資建豪宅。政府應該建立一種市場機制，使建中低檔房也有錢好賺，讓我們也有機會為窮人服務。”

　　(作者系知名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