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年洋：出臺稅收政策須謹慎 應考慮百姓承受力

    稅者，血也，豈可不慎乎！

    周年洋

　　稅和血同音。我小孩時常聽到大人講誰誰沒上稅（血）關起來了，出了多少稅（血）才放出來。幼時形成的記憶，讓我聽到稅這個詞時，總覺得血淋淋的。幼稚并不意味沒有道理，難道今日生活中無法抹掉的各類稅種，不是把血汗得來的金錢繳出去嗎？稅者，血也！老家方言諧音竟說出了稅的本質！

　　既然如此，增加稅收之類的事情，能不慎重嗎！

　　美國大法官霍爾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說：“稅收是我們為文明社會所付出的代價。”確實，基于國防、治安、公共設施等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需要，公民不上繳稅收，作為社會存在基礎的這些產品和服務便無法獲得。也就是說，公民向國家納稅是義務。但為了獲得這些產品和服務，公民該付出多少費用合適呢？這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質量要達到怎樣的水平才能獲得相應的價格呢？

　　我們一直說

公務員是人民公仆，那就是說，政府是為老百姓服務的保姆。在一個家庭里，如果要請一個保姆，保姆的開銷由誰說了算？當然是這個家庭的主人。主人根據保姆做的事情，比如買菜、買日用品的花費算賬，再加上保姆的工資并根據服務的質量酌情獎懲，最后給保姆一筆費用，是一個量入為出的原則。不是反過來，由保姆隨便給主人提一個數目，要多少就給多少。

　　從這個最簡單的例子中，我們也可以推斷出，當政府要向老百姓征稅時，也應該是這么一個道理，這么一個邏輯。政府要征稅多少，應該由人大的稅收委員會計算政府每年的開支項目，公務員工資多少、國防開支多少、教育開支多少、轉移支付多少等等，根據計算出來的費用再確立征稅的多少。但實際情況是，政府只在人代會期間，向人大代表出示沒有具體內容的財政預算草案，讓代表審議完就作為秘密上交了，平頭百姓是看不到自己上繳的稅收是如何被花掉的。預算執行情況同樣也是如此。

　　自1994年以來中國的稅收一直持續高速增長，尤其近幾年稅收的增長速度遠遠高于GDP。2004年稅收增長25.7％，GDP增長9％；2005年稅收增長20％，GDP增長9.8％；2006年前11個月稅收增長24.7％，預計全年GDP增長超過10％。這可能是任何一個國家都很難見到的怪現象。更有甚者，由于征稅部門和收費部門奇多，表面的稅收數字遠遠沒有顯示百姓的真正稅負。

　　而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質量又如何呢？雖然這幾年有了不少長進，諸如免除義務教育階段的學費、廢除農業稅等，但教育和醫療領域成堆的問題，我們幾乎天天耳聞，社會治安也是大小案件層出不窮。另外，拋開農民的城市社保欠賬數額巨大，讓人擔心誰來為我們養老不提，為何不怎么樣的服務卻能一年年提高價格呢？原因在于征稅的邏輯反了，征稅多少由公仆說了算，而不是由人大相關機構計算出來。

　　理順征稅的邏輯是首要的問題，不理順它，將影響稅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也必然影響征稅的成本。現實中，很多個人和公司想方設法逃稅、偷稅，工薪族無法逃稅卻對征稅不滿，一個原因是公民缺乏納稅意識，但征稅的邏輯不明也是人們抵抗稅收的重要原因吧。在人們普遍抵制上稅時，征稅的有形和無形成本就會大大上升，極端時，征稅的收入不及征稅的成本。

　　我國征稅原則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政府征稅多，理論上可以給老百姓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拉動經濟發展，但是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原理是，花別人的錢總是比花自己的錢的效率要低很多。政府手頭支配的錢多了，老百姓手頭的錢就少了，老百姓錢少了，內需自然就不足了。想一想，多年來拉動內需始終無法如愿，是不是跟征稅過多有一定關系呢？

　　中國幅員遼闊，各個區域資源分布不均，經濟發展不平衡，平均收入差距甚大，在邊緣地區如貴州，月收入2000恐怕是高收入了，但這個收入放在上海或北京，就是貧民了。但是，現在出臺的各類稅收政策，卻只確立一個統一的稅率或起征點，比如，

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都定為1600元，把年收入12萬元以上的公民定為高收入階層，這顯然不合理。這兩個稅收政策的起點都定得偏低，不符合稅收負擔主要由收入較高集團承擔的稅收原則。針對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特點，可不可以采取地區課稅制，比如以當地土地價格為基準，按照一個固定稅率征稅呢？

　　更大的不合理是，各級政府和部門不按照量入為出的原則隨時出臺各種稅收政策。在中國百姓要為高價房掏腰包、要為農村的父母付贍養費、要為兒女的教育存款、要為自己的醫療和養老規劃時，已經背負了沉重的負擔。作為提供公共產品的政府，在出臺各種稅收政策時，應該考慮百姓的承受力，須慎之又慎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