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憲容

　　目前國內金融市場一片繁榮，無論是銀行業，還是證券業及保險業都是如此。銀行的不良貸款率迅速下降、業績快速成長、國有銀行上市成為市場追求的藍籌股；證券市場股權分置改革基本完成、市場交易繁榮、股市價格指數創歷史新高；保險業務迅猛增長、市場對外全面開放等。

　　面對國內金融的業績，人們可能會認為，中國金融市場借助于參入WTO的制度錨，在經過幾年來一系列改革后，已經開始走出計劃經濟或轉軌經濟困境，繁榮的中國金融市場已經啟步。

　　毫無疑問，參入WTO后的中國金融改革，所取得的成績是無可厚非的，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中國金融市場并沒有走出轉軌經濟的窠臼，只不過許多金融改革只涉其表，而沒有深入其里。就如我多次撰文指出，國內金融業改革可以引入國外所有的規章制度、法律規則、產品與市場，但是讓其內在機制、金融市場文化及價值觀的改變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而沒有后者的變化，國內金融市場要成為真正的現代商業性的金融市場是根本不可能的。也就是說，國內金融改革要達到形似與神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這幾年的金融改革，強調制度建設、強調法制是其改革的核心。但是，正如美國經濟學家阿西莫格魯所指出的那樣，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僅在于市場制度規則確立，而且在于好的市場制度規則的確立。好的制度規則能夠激勵人們創造財富，不好制度規則會毀滅財富。歷史上的西班牙與荷蘭和英國與美國就是最為明顯的例子。

　　因為，好的市場制度能夠保證市場當事人有一個公平競爭環境及個人財產權利得以保護并讓勞動與資本提供者得到合理的回報。而要做到這兩點，就得讓少數階層無法對社會經濟活動或行業具有壟斷，或對各種經濟資源不享有特殊權而獲益；就得有利于絕大多數人分享政治權利，并對政治權力進行有效制衡，從而減少政治權力者利用其權力牟取個人利益之機會。

　　如果以此來關照我們這幾年來金融改革，我們就會看到，中國金融市場的監管職能部門，一方面其獨立性不足，許多相關職能與決策必須經過高一級政府審批；另一方面又權力過大及與實際市場利益關系過于緊密并濫用公權力。在后一種情況下，不僅會導致各監管職能部門不斷來擴張其規模、不斷地來擴張其權力，從而使得政府對金融市場的權力不僅無法退出，反之還有金融監管的職能部門在不斷地擴張，甚至于借公權力表面上是推行公共品，實際上是借公權力為行業謀利，為自己職能部門謀利，以此嚴重地侵害消費者的利益或用制度的方式“合理化”地掠奪消費者。

　　比如，上一個星期，我的汽車買保險。按照往年的規則，我只要告訴業務繼續在上一年的基礎上開出保單就可。但今年，業務員告訴我，還要增加一項

　　現在我們要問題的是，這種強制性征收機動車輛的第三者責任險，其法律依據何在？如果政府的保險監管部門不是為我們社會提供公共品，而是僅是為保險公司提供市場謀利的工具，那么這種責任險的意義何在？還有，這種責任險有法律依據，那么其以公共品的強制方式來強迫消費者消費，那么其公共品的定價是如何確定的？程序上合法嗎？

　　就目前的情況而言，機動車輛的第三者責任險不僅在于政府部門以一個文件強制性征收，而且在于程序的合法性上及第三者責任險的定價上，保險監管部門根本就沒有從保護消費者的利益角度來公平公正的定價，反之，借手中的公權力僅是為本行業的利益服務，完全是一種損害消費者的產品定價。可以說，如果國內有機動車輛5000萬輛，就這個第三者責任險收費就有500億，而商業性第三者責任險全國同樣以5000萬輛計算也不會超過200億(如果在非強制下有不保險第三者責任險的，那么其收益更是多)，一個政府部門的文件就為行業創收300億甚至更多。這對整個消費者公平嗎？

　　也就是說，保險監管部門借助于公權力來謀取行業利益，來謀取自己部門利益(因為保費高低與監管部門收入相關)。這不僅嚴重侵害了消費者的利益，而且借公權力把這個侵害與掠奪消費者利益的行為制度化與合理化，也是對公權力的一種嚴重侵害。它會嚴重弱化公權力的權威性。

　　可以說，在國內金融市場，像這樣例子數不勝數。我們的金融市場改革，如果不對現有制度進行深刻的反思，不對金融市場制度確立尋找其法律上的公正性、程序上的正當性，而是政府監管部門借助于消費者對金融產品及法律與程序上的不了解，借助于技術上、信息上、政策上等方面的不對稱，把一些對消費者利益侵害與掠奪制度化與“合理化”。這可能成為中國金融改革與發展最大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