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

　　國家稅務總局近日明確，停止執行有關嚴格從潮汕地區購進出口貨物退(免)稅管理的51號文件。

　　51號文出臺于2000年初，當時的背景是，鑒于潮汕地區屢屢出現的巨額騙取出口退稅的犯罪活動，國家稅務總局下文，要求凡對來自該地區的出口退稅憑證均須嚴查，并向出證機關再次核查。

　　這種單獨針對某一地區企業而設的嚴苛規定，簡直就是在打在潮汕企業家們臉上的巴掌，他們的信譽變得可疑起來。 而失去了信譽，便意味著沒有了生意，2001年，潮汕地區經濟出現了負增長， 2002年，為了避免殃及池魚，共有450家企業離開了潮汕。

　　2002年4月的一檔《實話實說》節目中，崔永元如此調侃汕頭市委書記，“如果要夸汕頭小伙，是不是該說，你真不象個潮汕人。”

　　稍了解中國企業史的人都知道，自古潮商都是以海上行商為主，靠的就是誠信兩字。清末，針對混亂的外界金融環境，潮商間發明了一種等同于貨幣的“七兌票”，其效力實際上超過了法定貨幣，金融業的本質就是信用的放大，“七兌票”的奇跡，是對潮商信用的最好證明。

　　潮商之所以栽在了“誠信”兩字，此中原因，或許與潮商的行為特征及中國社會的變遷過程有關。

　　潮商們喜歡將同鄉稱之為自己人，對其家族也極其的忠誠，此文化與其向洋而生、結盟于紅頭船上的淵源有關，但這種關系的基礎，卻是來自對身份的認同，而非對法律或契約本身的尊重。

　　英國法學史家薩姆納.梅因曾通過研究表明，一個由人治走向法治的社會，同時也是人們由身份轉向契約的過程，在此階段，人們漸由以身份親疏轉向以法律規則做為行動的準繩。

　　一段時間出現的潮商誠信缺失現象，與其說問題出在潮商身上，不如說是過快的社會轉型，沒有為潮商留下自覺調整其商業倫理的時間，根本在于人治社會的長尾，海外潮商便較少此類商業丑聞。

　　2003年間，潮汕坊間留傳一名貼，《潮汕的春天還會再來嗎？》，文中直指商家的不誠信，源來自政府的不誠信。而更有媒體報道，潮汕地區部分企業的騙稅行為，實際上就是在某些部門的內部人員幫助與唆使下完成的。

　　今天，潮商們用沉重的代價喚回了自己的春天，但對于許多中國企業家而言，完全依法律規定，而不是憑身分關系來決定生意的成敗，仍是長路迢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