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時評

　　馬紅漫

　　教育部日前向各高校發出通知，要求高校對本單位資金使用和管理情況開展一次清查，發現問題及時整改，對查出違反財經紀律的問題將堅決予以查處。

　　這樣一次突然進行的清查行動起因于天津大學原校長單平事件。單平擔任校長期間，擅自批準將校方1億元資金用于炒股，造成損失3758.83萬元。

　　我國高校資金來源主要分三部分，即政府投入、學生繳費和高校自籌；前兩項多為“專款專用”，受到明確的限制，第三項一般是通過校辦企業或慈善募捐等方面籌得的自有資金。經查證，當時用于炒股的1億元資金，正是天津大學的自有資金。由于國家政策在這一領域留有空白，因此使用該筆資金用于資本市場的投資并不屬“違規”。

　　因此，教育部新聞發言人明確表示，單平的問題和錯誤并不在于挪用資金炒股，而在于其投資股市的決策未經高校領導干部的“集體決策”。

　　事實上，高校把自有資金投資于資本市場幾乎是國際通行的慣例，是實現高校資產保值增值的必然舉措。以美國耶魯大學為例，作為世界上最為出名的高等學府，耶魯不僅學術研究了得，在資本市場上的操作也毫不遜色。最近10年來，耶魯大學的財富平均年增長17.4%，其中在Google　的投資獲益良多，另外在期貨市場、

　　中國的高等學校管理原來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運行的，學校校長等決策層并不需要為經費的來源與投向大費腦筋。但是在實行市場經濟之后，高校經費當中來自于國家直接撥款部分不夠用。據統計，中國的教育開支僅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是聯合國規定標準的三分之一。由此導致很多辦學經費，甚至人才培養經費，都需要學校自己去籌集。資金籌集到位后也不得不面臨保值增值的經營性壓力。

　　一方面是高校資金經營的現實壓力，而另一方面，從高校管理層結構來看，往往是“學而優則仕”，也就是學校管理層往往出身于科研精英和教學骨干。但是，這樣的學術人才未必掌握資產運作管理的要領。所以，在這樣的體制結構下，即便把“集體決策”落到了實處，由于決策者缺乏投資知識和經驗，其集體投票的結果也并不能保障投資決策的科學性與投資收益的最大化。

　　而反觀國外知名大學基金的運作，往往由兩個層面的內容構成。資金的總體投向是由資金提供方事前做出規定，并且資金提供方可以在投資過程中和投資后監督學校對于資金的運作。比如

　　基金運作的第二個層面就是具體的投資行為的操作者，在符合出資者要求的條件下，為了實現資金的保值增值，往往是由專業的投資機構負責具體的投資決策。比如斯坦福大學就是通過斯坦基金福管理公司進行資金運作，該基金公司由學校的信托委員會提名的一個董事會進行管理。斯坦福管理公司的董事會一般有三名信托人、一些投資和房地產的專業人士，還有來自學校商學院和經濟系的代表組成，正是依靠專業化的投資團隊才保證了投資操作的成功度。

　　中外高校投資管理體制的對比能夠清楚地告訴我們，伴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教育事業等一些曾遠離市場經濟的領域也必將步入市場改革的過程，然而這樣的變革，首先需要尊重的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