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蒙

　　全國工商聯第一副主席胡德平說：對于清算“第一桶金”的說法，說得不好，這是在否定改革的巨大成績。如果不考慮歷史的環境條件，一味用法律、用憲法大帽子扣下來，非常嚇人，但不能服人。法律應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互作用的產物。從某角度看，胡德平所云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因為胡德平所謂“說法不好”，法律和輿論就對“第一桶金”噤若寒蟬。至于清算“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成績，更不能令人茍同！

　　有人說，清算第一桶金不如清理權力尋租。其實，有“第一桶金”就可能有“第二桶金”、“第三桶金”，清算“第一桶金”就是在清算權力的尋租。打個不恰當的比方：若干年前，一個人殺了人，現在被發現了，難道輕易就算了？既然“第一桶金”與權力尋租有關，那么授受的兩方都一了百了了？難道這樣，才叫肯定改革巨大成績嗎？于此，“巨大成績”倒成了嚇人的大帽子。

　　事實上，世面上所說的“第一桶金”是指不法商人發家的主要不法暴利收入。清算“第一桶金”，既然有憲法和法律作依據，又怎能與否定改革巨大成績沾邊呢？談問題應該一碼歸一碼，混淆概念豈不混淆視聽？說來話去，只有洞悉清算“第一桶金”的背景，才能真正讀透清算“第一桶金”的內涵及意義。就民情民意來說，你要問老百姓最痛恨什么，他(她)會毫不猶豫地告訴你——腐敗，雖然貧窮是我們大家共同的敵人。在此，回顧一下歷史、說兩個片段，也許能對清算“第一桶金”有個明晰的說法。

　　1951年11月29日，華北局向毛澤東、黨中央報告了天津地委嚴重貪污浪費的情況。11月30日，毛澤東在為轉發這一報告的批語中指出：“這件事給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的注意干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并須當作一場大斗爭來處理。” 在公審大會召開之前，曾有高級干部考慮到劉青山和張子善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有過功勞，向毛澤東說情。毛主席說：殺他們兩個，就是救兩百個、兩千個、兩萬個啊……我們不是明朝的崇禎，我們決不會腐敗到那種程度。不過，誰要搞腐敗那一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我毛澤東若是搞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可見，清算“第一桶金”不就是在救兩百個、兩千個、兩萬個人嗎？槍聲一響，舉世震驚。老百姓說，這兩個人頭換來了中國官場上至少20年的安定。

　　2004年1月1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強調，推進反腐倡廉工作，要繼續堅持標本兼治、懲防并舉。必須繼續嚴肅查處違紀違法案件，特別是要堅決查處大案要案。對腐敗分子，發現一個就要堅決查處一個，絕不能姑息，絕不能手軟。2005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輿論監督工作的意見》。《意見》把輿論監督定性為社會發展的要求、新聞工作的職責、人民群眾的愿望、黨和政府改進工作的手段。各級黨委和政府、社會團體及其工作人員要重視輿論監督工作，支持新聞媒體的采訪活動，為采訪報道提供方便。基層單位不得封鎖消息、隱瞞事實、干涉輿論監督，不得以行賄、說情等手段對輿論監督進行干預。有關地方和部門應當對輿論監督作出積極反應，對媒體揭露的問題應當及時調查處理，并通過媒體公開處理結果。當前，清算“第一桶金”大多出自媒體之口，難道這樣的“反腐”說法也叫“否定改革的巨大成績”嗎？

　　從問題本質上來看，清算“第一桶金”并不是讓大家眼睛都盯著民營企業或企業家們，如同把“仇腐”曲解成“仇富”那樣。具體說，就好象把我們的國人都看作害了“紅眼病”，都患有酸葡萄心理一樣，對富人們的財富虎視耽耽并且編排著他們的不是。而國內的一些“富人”以及某些經濟學家或代言人總愛拿“仇富”說事，并且斷言如此的“仇富”，將遲滯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或杜撰一些聳人聽聞的結果來嚇唬人。其實，說國人患有“仇富心理”，實則是偷換概念，是給國人扣上一頂難以承受的大帽子。

　　同樣，清算“第一桶金”的本質，就是大家呼吁反腐的一種呼聲，雖然其間與一些問題富豪脫不了干系，但不能因此就武斷地給人扣上“否定改革巨大成績”這樣的大帽子！要是如此的話，那就“實則是偷換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