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來信之薛涌專欄

　　董藩拋出公布商品房成本是“國恥”的高論，受到了我的批駁。董先生和竭力反對公布成本的任志強，很快在自己的博客里對我進行了聯手反擊。不過，他開篇卻不肯講房地產，而是講我對北大的批評。下面就是他的原話:

　　“看到薛涌《名校野雞化，北大當先鋒》等尖酸惡批后，我曾特意通過網絡查閱了薛涌其人。令我愕然的是，薛涌竟是早年北大的畢業生。雖然薛涌的批判不乏真知灼見，但他畢竟曾受業于北大，北大是他的母校，他曾是北大的學子。有意見和建議可以通過其他途徑傳遞，抑或采用相對平和的語氣公開表達。學歷史的薛涌應該知道古羅馬的塔西佗在《歷史》一書中的一句名言:‘近親之間的憎惡是最惡毒的’。如果沒有看過這句話，30多歲才出國的他也該知道中國人的道德底線:虎毒不食子，子惡不弒母！”

　　繞這么大一個圈子來談房地產問題，大概也有他的難處。因為他實在很難講出道理來。他的“國恥”論，援引“西方主流國家”的規矩，說人家不公布成本。我們一要求公布，就讓人家笑掉大牙，成了“國恥”。我只是指出一個簡單的事實:美國的主要房地產公司，大部分是上市公司，成本核算當然是公開的。美國還有房地產公司因為核算成本不老實而吃官司的。公布成本，何來“國恥”？

　　董先生不愿意談美國房地產公司是否公布成本的問題，除了一大堆不著邊際的專業詞匯外，他能談的就是我到處批評別人，包括自己的母校。這樣“六親不認”，當然就是比“毒虎”和“惡子”更殘忍的冷血動物。我成了“食子”“弒母”的魔鬼，他自然就可以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受魔鬼攻擊的體面人物了。

　　可是，他這段話，乃至他整段文章中對我“忘恩負義”的指責，正好非常精練地闡述了既得利益集團的思維邏輯。這個邏輯就是:一個北大的學子，從北大那里得到了好處，就不應該公開地尖銳地批評北大，不管有什么“真知灼見”；如果實在有意見和建議，也要“通過其他途徑傳遞，抑或采用相對平和的語氣公開表達”。大概他為人處世，也是這樣的原則吧？人家給你了好處，你就不公開批評人家。那么我不禁想問董先生:你研究房地產，不可避免要和房地產公司有密切交往。人家大概對你也不薄。你是否遵守拿了人家的好處就不批評人家的原則？中國的房地產尚無成熟的秩序。各種制度缺陷和腐敗一定很多。你批評過誰？作為一個學者對現實不提出批評，是不是失職？

　　董先生不去反省這些，反而指責我批評母校，甚至批評母校就成了“弒母”。這樣的人在大學教書，會教育出什么樣的人？這也許是更令人擔心的事情。大學的一個主要使命，就是培養學生“批判性的思維”。如果連自己身處其中的學校都缺乏批評，還談什么“批判性思維”？最近Harry　R.Lewis出版了一本書，書名是“沒有靈魂的優異:一個偉大的大學是怎么忘掉了教育”，對哈佛的教育進行了全面的抨擊。所用的詞匯，從“傲慢”，“不坦誠”，甚至到“仗勢欺人”都有，可謂尖刻之極，而且學校的主要機構和領導，包括校長，幾乎一個不漏地罵了一通。有人稱此書為“對哈佛的審判”。那么這位作者是誰呢？他正是哈佛本科生學院的前院長，1997年他親筆起草宣言，界定哈佛的使命。你再到亞馬遜網上書店搜書，輸入“哈佛大學”的名字，顯示出來的第一本書，就是哈佛畢業生Ross　Gregory　Douthat所著的《特權:哈佛與統治階層的教育》，把哈佛描繪成一個自以為是的混亂不堪的地方。按董先生的話，如此攻擊自己的母校，也屬于“弒母”了吧。殊不知，這些書都擺在哈佛書店最顯著的位置。也正是這種無情的批判精神，以及對這種批判精神的珍視，才是哈佛成為哈佛的原因。

　　董先生所謂“中國人的道德底線”，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把給過自己恩惠的人和機構的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和自己圈子內的人要私下溝通，要在公共的眼睛之外“通過其他途徑”來進行黑箱操作。而這種有特權的小圈子中互相保護的邏輯，正是既得利益集團得以存在的“道德底線”。用這樣的“道德底線”來教育學生，也許就是既得利益集團培養“梯隊”。董先生東一個“國恥”，西一個“無恥”，他在大學教書，宣揚這樣的價值觀念，才是中國的高等教育之“恥”。

　　(作者系旅美學者)

　　本版言論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