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宇

　　處于經濟轉軌期的中國遭遇全球化，幸運與不幸攙雜其間，“與國際接軌”亦是毀譽參半。日前，公眾心中一直揮之不去的疑團是：為何資源價格與國際接軌而工資卻可以說不”？

　　說出“不”字有現實與理論的根據。

　　在要素價格被嚴重低估的情況下，以高投資和高消耗為特征的重化工業增長模式必然導致中國能源的粗放式消費，導致能源瓶頸迅速縮緊。中國已卷入世界能源供求體系之中，價格與國際接軌承擔風險和收益已成為現實。

　　隨著全球化的蔓延和交通運輸技術的發展，石油、

天然氣和煤炭等

能源產品的“可貿易性”越來越強，全球價格趨同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作為生產投入要素的土地和勞動力等是不可貿易商品”，各國要素稟賦的不同必然導致要素價格差，其實這也是發生國際貿易的原動力。

　　國際貿易往來并不僅僅是簡單的商品交換，同時也是在間接地進行生產要素的交換。根據國際貿易的要素稟賦理論，貿易后商品價格的趨同會導致各國要素價格形成均等化趨勢。比如，在一個勞動力豐富而資本相對短缺的國家，通過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也即間接出口勞動，會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從而提高它的價格，通過進口資本密集型產品也即間接進口資本，就會減少對比較稀缺的資本的需求從而降低它的報酬，而與該國發生貿易的勞動力稀缺而資本相對豐富的國家循此反向變動，從而導致兩國的要素價格均等。

　　中國目前外貿依存度已達70%，成為繼美國和德國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貿易國。按照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中國“可貿易部門”的工資水平應該不斷上升，而進口國相關部門的工資水平不斷下降。但夢想并未照進現實，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工資差距并未縮小，相反卻有擴大的趨勢。其原因正如經濟學家巴格瓦蒂所言，這正歸因于該理論不現實的假設條件，其中包括完全自由的國際貿易、固定不變的各國技術和自由流動的生產要素等等。

　　首先，由于全球化給發達國家的低技能工人帶來了收入下降和失業的風險，國內收入差距逐漸拉大，反全球化聲浪甚囂塵上，不僅美國人發出了“經濟繁榮與我無關”的慨嘆，德國人也陷入了“貧窮”問題的困擾。于是貿易保護主義者設置人為壁壘(如關稅、進口配額和

反傾銷等)阻礙自由貿易前進的車輪，同時也阻礙了要素價格均等化的腳步。

　　其次，由于“里昂惕夫之謎”促生了“技術進展理論”的興起，技術成為了新的生產要素，傳統的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中的各國技術相同這個假設前提已不能成立，而且國際貿易的實踐表明技術差異才是各國工資率水平不同的決定性因素。

　　再次，根據人力資本理論，教育和培訓等智力投資會有效提高勞動生產率，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已不僅體現在數量上，還體現在質量上，這也使由于各國人力資本稟賦的不同造成工資的差異。

　　由此，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的風行以及中西方在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存量上的巨大差異，客觀上限制了中國工資的與國際接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