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宇

　　我們如何穿越時空來認識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原罪”？近日，隨著嚴介和等陷入“問題富豪”的輿論漩渦，民營企業家的“原罪”問題再次浮出水面。回顧世界各國的發展史不難發現，轉軌不息、“原罪”不止，伴之而生的在經濟、法律和道德上的爭論也是不絕于耳。

　　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中國的漸進式改革也是一個誘致性制度變遷的過程。根據林毅夫教授的分析，由于制度選擇集合的改變造成制度非均衡，制度非均衡又引發獲利機會，個人或一群人在響應該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從而完成對現行制度安排的變更或替代，這個過程就是誘致性制度變遷。它的動力學機制取決于個別創新者的預期收益和費用，并且在正式的誘致性制度變遷中還伴有外部性和“搭便車”的問題。

　　具體到中國的改革，由于改革初期計劃經濟體制已經無法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需要，政府便提出了“改革、開放、搞活”的戰略方針，而這種政策的變動則相當于擴大了制度選擇集合，由此導致制度非均衡下的獲利機會，改革便在距離權力中心較遠、創新風險較低的農村地區率先發起。

　　改革初期，個別創新者由于突破了當時的政策界限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但由于制度變遷的外部性和“搭便車”的存在使他們的創新報酬少于作為整體的社會報酬，因此這種突破政策底線的“原罪”其實并不是“罪”，即使是“罪”也應該得到至少是道德上的救贖。

　　隨著改革的推進，獲得機會已從一般商品市場轉移到要素市場和

資本市場(比如溫州“炒房團”、“炒煤團”以及“資本型富豪”的崛起就是例證)，但“好的市場經濟”的法治基礎和公平競爭環境并沒有跟著形成，特別是在要素價格體系遠未市場化的大背景下，加之行政特權、壟斷國企和“超國民待遇”外資的三重擠壓，民營企業們不得不在要素市場以及資本市場上“帶著鐐銬跳舞”。于是官商勾結、非法占地、非法集資、貸款和合同詐騙以及操縱

證券交易價格等屢見不鮮。

　　對于這種既違反市場法治又有損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原罪”或經濟犯罪行為在法律追訴期內嚴加懲罰是無可非議的，這既是塑造市場法治的需要，也是反腐敗的題中應有之義，因為幾乎所有富豪落馬的背后都有一連串官員的影子。

　　這種誘致性制度變遷中的巨大外部性我們不能忽視。畢竟，由此促生了民營經濟從“必要補充”到“重要組成部分”、私有產權保護寫入憲法以及起草《物權法》草案等制度演進。而且目前民營經濟已經占據了

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進行推算，到2005年，民營經濟在GDP中的比重已達65%，占城鎮就業的比例已達75%，民營經濟成了拉動經濟增長和就業的主力軍。

　　我們對民營企業家的“原罪”不能混同視之。在誘致性制度變遷的大視野下，突破當時政策局限的“原罪”其實是有“原功”的，而那些不論民企、國企還是外企的集體性“原罪”實為體制“原罪”的映射，無論是贖買還是大赦都要謹慎行事，否則就會“原罪”不息“本罪”也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