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報首席評論員 魯寧

　　為體現出政府財政加大調節收入分配的力度，財政部綜合司司長王保安日前披露了下一階段工資改革“限高、穩中、托低”的六字方針。調節收入分配，是上個月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構建和諧社會重要決定中的一項內容，從財政部的職能定位出發，上述“六字方針”可視為財政部貫徹“決定”將要采取的政策舉措的“濃縮版”。

　　依據“六字方針”，

財政部官員還披露了相應的“工改原則”：一、規范補貼，設定上、中等收入政策范圍，收入超過平均線的要消減，是為“限高”；二、中間收入層次者的工資水平可繼續保持，也可適當增加，是為“穩中”；三、用3年時間提高低工資人群的收入，使其達到平均水平，是為“托低”。原則已出，但細則未見，財政部雖然畫出了一張“餅”，但全社會尤其是低收入群體還不清楚“餅”的餡子、大小厚薄，以及哪些個人有資格分食這張“餅”，包括分食的程度等等。

　　收入分配不公，最直接的感受者集中于急需“托低”的群體，這個群體的總人數在全部依賴工資收入養家糊口的勞動者中，占絕對多數。因此，財政部披露的“工改原則”，尤其是“托低”———用3年時間使低工資人群的收入達到平均水平的闡述(哪怕只是愿景)，的確可以吊起廣大低收入者的胃口。

　　作粗略劃分，國內目前大約有3.5億勞動者以工資作為主要收入來源。這中間，財政部有一定話語權的主要是通過財政撥款來發工資的

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這部分人總量在4000萬左右，比例占全部“工薪族”的12%不到。還有就是行政壟斷行業的員工大致占到8%。這一部分壟斷高收入群體，盡管是“限高”的對象，但從現有體制出發，財政部事實上不具備“限高”的話語權。至于剩余的80%的工薪勞動者，不管其從事職業和單位的所有制性質，其工資多年來已歸市場定價，也即主要受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來調節。這個80%扣除小比例的白領群體后，就是社會的低收入群體，要想提高這個“大群體”的收入，即便是真正實施強制而普遍的最低工資制，勞動社保部門都力不從心，不知“3年內使其達到平均水平”的許諾通過何種渠道踐諾……

　　財政作為政府的錢袋子，在構建

和諧社會、緩解貧富懸殊的過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突出作用。然而，結合國內多年市場化改革的實踐，結合各國解決社會貧富分化的政策實踐，要想將數億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提高到“平均水平”(盡管不知“平均水平”的實際標準)，譬如上億農民工的收入，其巨量的資金，是無論如何不可能走財政渠道的。國內財政資金在緩解貧富懸殊語境下的“托低”作用，應當著重體現于為擴大基本社保面直至基本社保全覆蓋而“托底”。實際的情形是，欲托“低”財政無力托，當托“底”財政欠實力。

　　上述判斷的邏輯關系在于：只要堅持搞市場經濟(其實無回路可走)，貧富差距就不可避免，與此同時，只要搞市場經濟，政府就該同步推行基本社會保障制度，包括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基本教育乃至基本的失業保障等等。到去年底，國內公共財政突破3萬億元，已具備足夠的支付能力實施“全民最低社會保障”，人們之所以對社會分配不公的反映如此強烈，關鍵的問題在于財政的“公共屬性”迄今十分薄弱。

　　我們主張，政府部門在承擔構建和諧的職能時盡量少說話多做事。具體到調節社會收入分配，希望看到未來3年間，財政部能在構建中國公共財政制度這一關鍵領域大有所為。至于說到“限高”和“穩中”，特別是“限高”，沒有打破行政壟斷在前，只能在“限”與“彈”的輪回中反復“游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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