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夢奎

　　編者按：十六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出了部署。為更好地落實《決定》精神，我們特組織幾位專家從各自角度進行解讀，以期對和諧社會的構建有所裨益。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是適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推進現代化的客觀需要，在深刻分析國內外環境的基礎上做出的。這是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和發展戰略的豐富和發展，也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綱領性文件。

　　一

　　社會和諧是人類千百年來的美好理想，也是我們黨不懈奮斗的目標。黨領導人民革命和建設新的國家，歸根到底，是為了人民幸福與社會和諧。新中國的成立為促進社會和諧提供了嶄新的制度基礎。我們在經濟發展和實現社會和諧方面取得過重要進展，也經歷過嚴重的挫折與教訓，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拋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方針與政策，把黨和國家的工作著重點轉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積極推動社會全面進步，為在新的歷史時期實現社會和諧奠定了堅實基礎。黨的十六大把“社會更加和諧”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目標。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明確了它在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中的地位。六中全會的決定，進一步把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論、方針和政策系統化和綱領化，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六大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延伸。這是一個新的總結，也是和諧社會建設的一個新起點。

　　我國由于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改革與發展進程中的問題和歷史遺留問題在逐步解決，社會總體上是和諧的。不然的話，就不可能有今天這樣保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的穩定的社會局面。

　　那么，為什么黨的十六大以來把社會和諧問題擺在突出位置，六中全會又專門就此做出決定呢？這是因為，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進入新的階段，國內外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實現社會和諧面臨著新的形勢和任務。

　　讓我們先從國內環境說起。

　　首先，是經濟體制的變革。經過20多年來的經濟改革，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單一的公有制經濟轉變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經濟基礎發生了重大變化。市場經濟和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發展，為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大的活力，這是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體制保障；與此同時，經濟體制變革也引發利益格局的調整和社會的分化，產生了新的社會階層和不同的利益群體。不同所有制經濟之間的關系，各類所有制企業內部的勞資關系，都是新的問題。毫無疑問，在新的經濟體制下，全國人民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不可忽視的是，不同社會階層、不同利益群體的不同利益訴求和矛盾，也日漸明顯和突出起來。這是植根于經濟基礎變化所產生的深刻矛盾。現在經濟體制方面存在著復雜的情況：既有市場經濟體制不健全帶來的問題，也有市場經濟體制本身所固有的矛盾；既有計劃經濟體制弊端尚未完全消除而造成的矛盾，也有計劃經濟體制下某些積極的社會成果在體制轉軌中流失所帶來的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要在深化改革的過程中解決。但是，和先前改革措施往往具有普惠性不同，現在深化改革往往觸及深層次的利益調整，有利于這部分社會群體的措施可能不利于甚至有損于另一部分社會群體。在這種新形勢下，正確把握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現階段群眾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體的特殊利益的關系，統籌兼顧各方面群眾的關切，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就成為全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和要求，成為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現社會安定團結的必要條件。

　　其次，是社會結構的轉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進，推動著中國社會的轉型，即由傳統的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轉向現代社會經濟結構。新世紀的頭5年，城市化率提高6.8個百分點，這意味著每年有1700多萬人從農業人口轉變為非農產業人口。這種社會結構轉變的速度和深刻程度，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經濟發達國家都經歷過類似的社會結構轉型過程，但現在中國社會結構轉型所涉及的人口規模，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社會結構轉型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也為經濟持續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同時也伴生著復雜的社會矛盾。工農關系和城鄉關系仍然是社會結構轉型中的基本問題，但現階段社會轉型所蘊涵的矛盾和問題，遠比過去那種工農關系和城鄉關系復雜得多。不說別的，單是數以億計的離開土地而在全國范圍內流動的人口，每年以千萬計增加的城市人口，不僅是給城市和全國經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成為

中國經濟競爭力的重要源泉，而且深刻地改變著人們的生存方式和社會面貌，也給社會組織和社會管理帶來前所未有的新課題。工農差距和城鄉差距的持續擴大已經引起普遍的關注。就業的不穩定性和大量失業的存在，對社會安定構成威脅。農村土地征收征用、城市建設拆遷和企業改制，在一些地方引起尖銳的社會矛盾。在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動中，如何搞好全國城市的建設與管理，全國農村的建設與管理，使13億人口在新的經濟體制和社會結構中井然有序、安定和諧地工作和生活，是黨和國家面臨的新任務。

　　第三，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按照“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我們在20世紀最后20年先后實現了前兩步戰略目標，從新世紀開始實施第三步戰略部署，頭20年則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新階段的發展目標要解決許多新的矛盾和問題。從目前的發展態勢看，一方面，不論是按經濟總量計算，還是按人均計算，經濟增長速度的預期目標都有可能達到甚至超過；另一方面，隨著經濟規模的迅速擴張，資源與環境的壓力與日俱增，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要求日益迫切。轉變增長方式就是轉變發展模式，即從片面注重數量擴張的粗放式發展，轉向注重提高科學技術水平和增長質量的集約式發展；從單純追求經濟增長，轉向注重經濟社會全面協調發展。實現這種轉變不僅有體制性障礙和陳舊觀念的束縛，勞動力過剩和價格低廉也是制約因素，因此只能是一個比較長期的發展過程。《決定》指出，“社會和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取決于發展的協調性。”由于社會發展滯后于經濟發展，一些長期存在的問題，例如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文化教育、衛生醫療、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等方面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顯得比過去更加突出。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持續擴大，發展不平衡問題顯得比過去更突出。這些問題的存在，既有體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也大多同發展階段有關。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更加注重解決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更加注重發展社會事業，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第四，政治和思想領域的變化。這也是構建和諧社會面臨的新形勢。一方面，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不斷加強，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人民的民主權利得到更好的保障，社會經濟活動走上法制化的軌道。另一方面，同迅速變化著的經濟與社會需要相比，我國民主法制還不健全，一些重要的法律還沒有制定，一些應該修改的法律還沒有及時修改，有法不依和執法不嚴現象仍然比較普遍；而人民群眾的民主法制意識不斷增強，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不斷提高，對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落實依法治國方略提出了新的要求。在這種形勢下，如何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從各個層次擴大公民有效的政治參與，保障人民享有廣泛的民主權利，成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解決的重要課題。在溫飽問題沒有解決的時候，人們往往有一種比較簡單的想法，以為一旦足食豐衣，其他問題都好解決，甚至不會再有什么問題。事實并非如此。現在溫飽有余，人們的需求在不斷提高，不僅是經濟的，也包括政治的和文化的。必須看到，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的環境，信息傳播手段的飛速進步，都極大地促進了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蕩，人們受各種觀念影響的渠道增多，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差異性和多變性越來越強，而我們的一些具體制度和管理方法往往還不能夠適應這種形勢變化的要求。這也是構建和諧社會所面臨的突出矛盾。

　　我國正處在歷史上難得的發展機遇期，同時也是社會矛盾凸顯的時期。和諧社會并不是沒有矛盾的社會，重要的是經過正確認識矛盾和化解矛盾而推動社會進步，防止局部性問題演變為全局性問題，非對抗性矛盾演變為對抗性矛盾。從大的方面說，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適應現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的，這是推進現代化建設和實現社會和諧的制度保障。但是，在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也存在著不適應和矛盾的方面。基本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實現形式還需要繼續完善。一些具體的制度還不夠健全，政策還不夠完善，一些領導干部的素質、能力和作風與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還不適應，一些領域的腐敗現象仍然比較嚴重，以及社會誠信缺失、道德失范現象等等，都是必須高度重視和認真加以解決的。構建和諧社會是一個不斷解決問題和化解矛盾的持續過程。舊的矛盾解決了，又會出現新的矛盾。只有深入細致地分析矛盾，并且采取適當的方式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社會和諧因素，減少不和諧因素，才能比較順利地實現發展和改革的預期目標。

　　二

　　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我國的和諧社會建設，是在當今特定的國際環境中進行的。為了實現預期目標，不僅需要保持安定團結的國內環境，也需要繼續爭取良好的外部環境。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不僅是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實現的歷史性轉變，包括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和對外關系的調整。這就是，認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

世界大戰打不起來，爭取較長時間的和平國際環境是可能的，并據此調整對外政策，加快發展自己。正是基于這樣的正確認識和政策，我們抓住了歷史機遇，充分利用有利的外部環境，實行改革開放，加快現代化建設，把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使國際形勢發生了二次世界大戰后最深刻的變化。最重要的，是世界多極化的發展趨勢，以及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進入21世紀，國際環境總體穩定，要和平、促發展、謀合作成為潮流。各國經濟發展需要和平與合作，解決全人類發展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包括反恐、防核擴散以及保護生態環境和防止傳染疾病等等，也需要和平與合作。絕大多數國家希望通過談判協商解決國際紛爭，務實合作增多。世界格局的基本態勢，是一個超級大國和多種力量并存，處于向多極化過渡的時期。美國仍然是唯一超級大國，但國際社會反對單極霸權的意愿和力量增強，牽制霸權的因素增多。歐盟和亞洲的總體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增強，俄羅斯恢復和發展的步伐加快，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上升，中國、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大國加速興起，冷戰結束初期那種國際力量對比嚴重失衡的局面有所改變。在世界格局的變化中，多種力量的興起，以及大國之間既相互合作與借重、又相互競爭與牽制的態勢，分散了我國所面臨的戰略壓力，擴大了我國在國際關系調整中的回旋余地。我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廣泛參與全球和地區事務，同國際社會的關系日益密切，在國際格局中的地位明顯上升。整個說來，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不論是從大國關系看，從周邊關系看，還是從同發展中國家關系看，都是歷史上比較好的時期。

　　我國全面對外開放的格局已經形成。新世紀外部經濟環境的一個重大變化，是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貿易體系。這提供了更廣闊的天地，有利于我國進一步發展對外經濟貿易關系，利用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加快國內現代化建設。我國奉行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戰略，對外貿易大幅度增長，2005年進出口總額達到1.4萬億美元，預計2010年我國商品出口將從目前占世界的6.5%左右上升到10%以上；在出口增長的同時，進口也在迅速增長，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平均每年進口5000億美元的商品。中國經濟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特別是本地區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對世界經濟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當前，世界經濟正處在新一輪的增長期，國際貿易和投資保持旺盛發展勢頭，國際經濟領域日益增多的雙邊、多邊協調有利于世界經濟的發展與穩定。由新技術革命所催生的產業結構調整繼續深入，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產業轉移推動著國際產業結構的升級。各國普遍看好我國經濟發展前景，看重我國巨大市場給他們帶來的發展機會，加強同我國經濟合作成為大勢所趨。我國由于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和體制趨于完善，增強了適應外部環境變化、維護自身利益的能力。所有這些，都是有利于國內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的。

　　外部環境也有不少不利因素和不穩定、不確定因素。目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仍然很不合理，發展中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安全等方面仍然處于不利地位。我國是發展中大國，正在和平發展的道路上迅猛前進。要清醒地估量到，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興起，不可能不遇到這樣或者那樣的阻力。從經濟上看，我國將會長期面臨發達國家在經濟和科技等方面占優勢的壓力。雖然我國經濟總量已經居于世界第四位，但人均不到2000美元，經濟技術落后的狀況還沒有根本改變。我國進一步發展出口貿易遭到保護主義的阻力，進口先進的技術和裝備則遭到技術壁壘的限制，圍繞我國大量進口的石油等重要資源的爭斗更是錯綜復雜。來自外部的經濟風險隨著對外開放擴大而增加，而我國防范風險的能力還不夠強大。從政治上看，世界并不太平。祖國尚未完全統一，“臺獨”分裂勢力是心腹之患，某些國家利用

臺灣問題對我國進行干擾和牽制。超級大國不會放棄對我國的遏制。某些國家會繼續利用經貿、民主、自由、人權、民族、宗教等問題向我施壓。國際環境中存在影響我國國家安全的因素。還要看到，經濟全球化在促進世界經濟發展的同時，對國際政治、安全、社會、文化領域也帶來深刻影響，引發一些發展中國家甚至發達國家的社會動蕩。我國正處于社會經濟大變革中，全面開放的外部環境對國內政治經濟局勢的影響上升，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越來越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需要保持警覺。我們只有妥善應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形勢，努力把國內的事情辦好，才能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爭取更大的主動。

　　三

　　從中長期觀察，我國現在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處于實施第三步戰略部署的前期，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時期。這是我們進行現代化建設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大背景、大形勢。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潮流，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這是國際大背景、大形勢。這種國內外的大背景、大形勢，在比較長的時期內是相對穩定的。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是在這種國內外大背景、大形勢下進行的，不能因為某些具體事件而背離這些總體判斷和方略。

　　就短期來說，形勢又是多變的，有些突發事件是難以預料而又影響深遠的。遠的不說，20世紀末的亞洲金融危機及其影響是人們不曾預料到的。“9·11”事件更是人們不曾預料到的，而這對國際格局和我國的外部環境發生了重要影響。我國2003年的“非典”疫情是突如其來的，我們積極應對，并以此為契機，調整社會政策，加強公共衛生與醫療的發展和改革，加強政府的公共服務和管理，促進了和諧社會建設，使壞事變成了好事。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包括某些突發事件，對于現代化建設與社會和諧有重要影響，需要提高警覺，敏銳而謹慎地應對，包括經常性的系統的觀察研究，以及建立健全應急管理機制。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