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生

　　王楠、郭躍等乒乓球國手不久前向太原市一家兒童福利院捐贈了一批球拍、球桌。可這些愛心物品并沒有物盡其用，反而被積壓在庫房里——該福利院兒童多數殘疾無法打球。在這家兒童福利院的庫房里，除了新贈的球拍、球桌等體育器材外，還有成堆成捆的筆記本、鉛筆等學習用品，這些物品都無法得到有效利用。(10月19日《人民日報》)

　　事實上，太原市這家兒童福利院遇到的情況并非獨例。近年來，我國慈善事業發展迅速，但“贈非所需”現象也日慚普遍。今年6月，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團委號召畢業生為西部貧困兒童捐書，畢業生們紛紛響應。然而，這些諸如《線性代數》之類的書，孩子們要么看不懂，要么根本不感興趣，80%被當成廢紙賣掉了；前不久，浙江臺州路橋義工分會為西部貧困地區捐獻了整整10噸的衣服，由于湊不足10000元的運輸費，至今還堆在當地的倉庫里(10月16日《錢江晚報》)……

　　從相關報道中我們得知，“贈非所需”頻現，一是緣于捐受雙方互動機制的缺失，缺少牽線搭橋的“紅娘”，受捐者究竟需要什么，捐贈者往往不知情；二是緣于長期以來形成的粗放式捐贈“習慣”——無論企業還是公眾，在現金捐贈和實物捐贈的選擇中，人們總樂意選擇后者，將用不著的大人或者小孩的衣服、玩具、書籍甚至舊鞋等統統捐獻出去，至于到底能不能派上用場，會派上什么樣的用場，則全然不問；三是一些單位或個人借“捐贈”作秀，把此當作推銷產品、提升個人名氣的“道具”。

　　一邊是慈善需求出現巨大缺口，一邊卻是大量物資“贈非所需”，這種情形的普遍存在，既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又褻瀆了捐贈者的愛心。這不僅是行善者的尷尬，也是受助人的尷尬，更是民政部門和慈善機構的尷尬。在慈善捐贈已日益成為社會救助的重要方式和人們的自覺選擇的今天，如果人們的善心善舉沒有一個通暢透明的捐贈渠道，沒有一個良好的制度呵護，那我國剛剛起步的社會慈善事業便會成為“水中月”、“鏡中花”，叫好不叫座兒。

　　破改這種困局，一是民政部門和慈善機構應當做好日常捐贈的引導和管理工作，不能按照老套路坐在辦公室“想當然”；二是要當好“紅娘”，在捐贈者和受助人之間及時架設溝通橋梁，讓捐贈者有目的、有對象地進行針對性捐贈，促使“愛心效率”最大化；三是要建立行之有效的慈善捐贈跟蹤“問效”機制，從受捐者使用效率的終端來衡量實際捐贈效果，讓一些沽名釣譽者無機可乘。

　　如此多管齊下，方能使每一次捐贈都成為“雪中送炭”，遠離“愛心成雞肋”之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