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文

　　目前過大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們在對公共財富和公共產品的關系上機會不平等造成的

　　目前，中國的收入差距已經擴大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

　　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不少學者就指出，我國居民收入的整體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40這一公認警戒線。在那以后，情況并沒有改善，基尼系數近年來進一步上升到0.45-0.50的高水平。

　　近來，有些人把收入差距的這種不正常的擴大，歸因于以建立市場經濟為目標的改革和中國領導80年代提出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方針。他們說，市場化改革過分強調效率，導致貧富差別擴大和平等的受損；他們的具體主張，則是限制企業主、中高層經理人員、專業人員等“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對其課征高額累進稅。

　　我認為，上述分析是缺乏根據的，據此提出的對策更存在方向性的問題。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針對計劃經濟時代占有統治地位、上世紀80年代仍舊有廣泛影響的平均主義思想提出的。當時，平均主義不但在國有企業中造成消極影響，而且對農民和民營企業創業致富構成了嚴重的思想障礙。旗幟鮮明地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對于撥亂反正起了十分積極的作用。

　　認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方針導致貧富懸殊的人們的邏輯，是把公平和效率對立起來，宣稱平等和效率在任何情況下都存在負相關關系。

　　平等和效率間存在負相關關系的理論，最先是由美國經濟學家奧肯在《平等與效率——一個巨大的權衡》一書中提出的。然而奧肯在書中說得很清楚，他所考察的，是結果平等與效率之間的關系，而不是機會平等與效率的關系；前者的確是負相關的，后者卻不是負相關。機會平等使有才能的人有動力、有可能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有利于效率的提高。而機會不平等會抑制人們才能的發揮，因而對社會效率的提高產生負面影響。

　　因此，我們一定要分清這兩種不同性質的平等，不能把它們混為一談。

　　那么，在當前的中國，過大的收入差距有多少是來自機會的不平等，又有多少是來自在機會平等前提下由各人的能力不同、貢獻不同所造成的結果不平等呢？許多證據表明，目前過大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們在對公共財富和公共產品的關系上機會不平等造成的。大眾所切齒痛恨的，也正是這種由機會不平等造成的貧富分化。而腐敗和壟斷，就是機會不平等的主要表現。

　　腐敗的具體數額往往難以直接度量。南開大學的陳宗勝教授提供過一個間接的數據，即不計非法收入，1997年中國居民收入的整體基尼系數是0.42；計入偷稅漏稅、官員腐敗和其他非法收入后，上升為0.49——二者之差為0.07。0.07看似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但很可能正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另據一些經濟學家估算，上世紀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全國租金總額占國民收入的比率達30%左右。雖然1992年以后，商品價格放開導致一部分租金消失，但信貸資源的配置仍然不同程度地受到各級政府的影響；規模極大的土地批租權力掌握在各級政府官員手中；而且，行政部門對企業微觀經濟活動的控制在世紀之交再度加強。所有這一切，造成了幾乎無處不在的尋租活動的溫床。因此，腐敗活動猖獗的形勢也就不可能得到扭轉。

　　另一個使得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因素，是某些壟斷部門或壟斷企業利用自己對市場或公共資源的壟斷權力取得高額收入。20世紀90年代后期之前，中國各級政府曾在大約30個產業分別設置了程度不等的進入限制，部分企業由此獲得了大量壟斷性暴利。雖然近十年來，中央政府一再重申大部分產業和市場領域要對私有企業開放，但實際進展并不順利。與此同時，某些企業擁有很大的市場權力，而當局的反壟斷執法不力，甚至沒有采取任何應對措施。以上種種，都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擴大。

　　在這樣明顯的事實面前，把我國收入差別的嚴重擴大歸因于市場化改革，顯然是做錯了診斷。至于不是把縮小收入差別的文章做在鏟除腐敗、消除壟斷上，而是做在限制合法收入上；不是把矛頭對準貪官污吏、“紅頂商人”等腐敗分子，而是對準企業家、經理人員及其他專業人員，則完全是開錯了藥方。

　　當然，機會平等條件下的結果不平等問題也應當認真對待。我認為，在這方面馬上可以做的，一是建立包括農民在內的全民最低收入保障；二是歸還國家對老職工的社會保障欠賬。這都是目前國家財力完全能做到的�！胺遣荒芤�，是不為也�！币虼耍�我再次呼吁盡快把這兩件事情辦成。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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