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和諧社會”已成為當下中國政治生活最重要的關鍵詞。在剛剛閉幕的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上，中共中央再次以決議的形式，為和諧社會的構建鋪陳藍圖。“和諧社會”作為有待“構建”的目標，也顯示了我們的社會還有不少不夠和諧之處。近來不斷強調和諧社會，恰恰是改革深入到如今這個關鍵時期社會矛盾增多的表現。在這當中，如何解決改革進程中出現的收入差距拉大的問題，自然是構建和諧社會題中應有之義。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撰文指出，造成分配不公的因素是復雜的，收入差距擴大是一個歷史過程。因此，對于這一問題的解決，需要抱有足夠的耐心，“只有加速發展才能夠較快地越過這種痛苦”。本報與今日出版的《南都周刊·生活》同發此文。

　　茅于軾

　　我不是專門研究收入分配問題的，不過社會公平是任何一個人都會關心的事，作為研究經濟學的人，更會從自己專業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收入分配問題吸引了各方面人士的注意，也成為政府政策中必須考慮的一個突出問題，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究竟我國的收入分配狀況處于什么階段？造成分配不公的原因是什么？對策何在？這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如果把原因分析錯了，對策也跟著錯，這就很危險了。

　　收入差距擴大　并非因為流動性不足

　　正相反，是流動性增加導致了我國收入差距的擴大。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以來流動性的增加，大家固守在自己的那塊土地上，所有致富的機會都不能利用，那中國還是一個窮人國

　　現在許多學者認為分配不公是流動性不夠造成的，也有不少學者認為是起點不公平造成的。

　　流動性不足包括壟斷造成的流動障礙、地區保護形成的障礙、身份限制的障礙等。在我看來，用流動性不足來解釋收入差距有根本性的缺陷。我們這個社會是流動性不足還是流動性足夠，本來就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不足或者已經足夠是相對于什么標準而言的？參加討論的人多半是用自己頭腦里的一個標準做標準，并不是一個客觀的測量。一方面我們可以舉出許多流動性不足的例子，但是我們又忽略了流動性不斷改進的事實。

　　應該承認，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的經濟自由度是不斷增加的。我們只看到了存在障礙的一面，而忽略了已經改進的一面。從歷史的角度看。過去的28年是我國經濟活動空前活躍的一個階段。老實說，今天全國已有的幾千萬富人，28年前全都是窮人。因為“文革”的時候，全國的富人統統都被消滅了，財產都充公了，連家都抄過了。沒有任何人有私人小汽車，沒有私人住宅，全國的銀行儲蓄存款總共只有210億元，人均不到25元錢。那時候的中國真是一個道道地地的窮人國。可是今天出現了身家幾千萬(或許上億)的富人，人均儲蓄存款也已經上了萬，這不是流動性足夠的證明嗎？世界上有哪個國家能在這樣短的時間內產生出這么大的貧富差距，難道不是流動性造成的嗎？

　　客觀地看，改革20多年來，流動性是不斷有所改善的。原來不許農民進城，現在有將近三億農民進城打工；原來只有高官才能出國，現在農民也能出國；原來外貿是國家壟斷，現在民營的外貿公司如雨后春筍；原來干部是革命機器上的螺絲釘，現在找工作是雙方挑選；過去黃金和外匯不能自由買賣，現在限制越來越少了。所以說，流動性是在不斷增加的，可是貧富差距卻不斷在擴大。可見用流動性不足來解釋收入差距的擴大有根本性的缺陷。正相反，是流動性增加導致了我國收入差距的擴大。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以來流動性的增加，大家固守在自己的那塊土地上，所有致富的機會都不能利用，那中國還是一個窮人國。

　　城鄉差別是分配不均的根本原因

　　分別就農村和城市本身來看，收入差距并不那么大:農村內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只有0.36，城市的基尼系數也只有0.32。但是把城鄉合起來看，基尼系數就到了0.45。

　　收入分配不公是不是起點不平等造成的？如果拿“文革”時的狀態算起點，除了城鄉差別，其他人為的不平等都盡可能地消滅了。“文革”時中國的財產不平等在全世界恐怕都算是最小的一類，因為當時根本沒有富人，大家都一樣窮。教育方面先是把大部分大學都關了門，只留極少數理工科大學，入學的機會盡量照顧了弱勢群體，讓他們有更多的機會進大學。社會晉升的機會大部分也留給了三代貧農出身的人。“文革”的發動者不但消滅了富人，而且打倒了有學問有思想的人，說他們是反動學術權威。“文革”又剝奪了有行政能力和領導才能的人，說他們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最后又把運動中涌現出來的造反派領袖抓起來。總之，“文革”把一切社會精英統統都打倒了。雖然那時候還是有許多的不平等，但是跟別的社會作比較，應該算是相當平等的一個社會了。所以說，起點的不平等除了城鄉差別，別的不平等應該說是很小很小的。

　　現在來看看城鄉差別。研究收入分配的學者得到一個共同的結果，就是分別就農村和城市本身來看，收入差距并不那么大:農村內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只有0.36，城市的基尼系數也只有0.32。但是把城鄉合起來看，基尼系數就到了0.45。所以說，我國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本原因是城鄉差別大。

　　這個差別從建國開始就有了，后來越來越強化，到“文革”后期城鄉差別發展成典型的二元結構。鄉下人是不允許進城的，他們夢寐以求的就是能有一個城市戶口。學生們下放農村，他們最盼望的就是有一個回城指標。改革開放以后，城鄉差別在經濟收入方面并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可能反而擴大了。大中城市的建設都有了極大的進步，像北京、上海等地簡直是換了人間。但是農村的面貌改變有限，除了有些新房點綴其間，總體上還是老樣子。所以有人說，中國的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改革開放以來雖然農村人口的比例從80%以上降低到60%。但是上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農村人口的收入增長總是比城市的低，差距在擴大。這是我國基尼系數高的基本原因。

　　工業化過程　必然帶來貧富分化

　　中國在過去20多年的經驗是一個迅速工業化的過程。而且由于中國人口基數巨大，國內各地區情況差別顯著，一旦流動性增加，有機會致富的人很快就富起來了，而留在農村的人繼續生活在貧困中。

　　從全球的范圍看，窮國都是農業國，富國都是工業國或者服務業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可見，貧富差距的根子在工業化的先后。只要走上工業化的道路，就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后來者趕不上，貧富差距就形成了。我國正處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先有機會離開農業的人收入就增加了，繼續留在農村的人靠農業取得收入，這樣的收入很難上得去。這可能是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

　　我們看近200百年來的世界史，也很清楚。世界的工業化是18世紀后期開始的。在此以前的幾千年人類社會進步非常慢。人口沒有多少增加，壽命也沒有多少延長。是工業化改變了人類社會發展的道路，人口迅速增加，壽命大大延長，財富迅速積累(請參考《世界經濟千年史》，［英］安格斯·麥迪森，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出版)。先走上工業化的國家都慢慢變富了，等工業化完成之后，社會的貧富差距并不很大。而更多的國家還處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內部的收入分配就會出現擴大的趨勢。這也是庫茲涅茨倒U形的收入分配特點，先惡化，后改善。他的原話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長期趨勢可以假設為:在前工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的經濟增長早期階段迅速擴大，爾后是短暫的穩定，然后在增長的后期階段逐漸縮小。”

　　中國在過去20多年的經驗是一個迅速工業化的過程。而且由于中國人口基數巨大，國內各地區情況差別顯著，一旦流動性增加，有機會致富的人很快就富起來了，而留在農村的人繼續生活在貧困中。這恐怕是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基本原因。或者說，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原因主要是工業化過程造成的，是一個發展中必不可免的過程。政策方面的不當不是主要原因。這也是為什么許多歷史學家總結發展過程時發現，人均收入為3000-5000美元時，是最容易發生社會動亂的原因。工業化起步之后人均收入提高，但是貧富差距擴大，社會不穩定性增加。

　　當然，收入分配問題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拿工業化過程來解釋難免過于簡單化，例外是有的，比如拿印度來說，他們也處于工業化過程之中，但是他們的收入差距比我們小。我想這是因為他們開放的速度沒有我們快，變化不像我們那樣劇烈，社會分割源遠流長，流動性比我們差。印度吸引的外資只有我們的1/10，儲蓄在GDP中的比例只有我們的一半。這兩個活躍經濟的重要因素都遠比我們弱，他們的工業化過程也遠比我們慢。

　　加速實現工業化才是緩解問題的方案

　　在此過程中，特別要注意保護弱勢群體的權利。

　　按照這樣的看法，收入差距擴大是一個工業化的歷史過程，想解決它，快是快不起來的。我估計如果農村人口收入增長的速度趕不上城市的話，我國的收入分配差距還會擴大，基尼系數還會上升。緩解的方案只能是加速實現工業化。當農業人口逐漸減少時，農民的收入就能逐漸增加，收入分配的差距就會慢慢減少。

　　在此過程中，特別要注意保護弱勢群體的權利，讓他們的勞動所得能夠不被侵犯，并且有平等的機會就業或自謀職業。應該有政府的再分配政策，通過稅收將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轉移一部分給低收入人群，以緩解分配差距過大造成的社會動蕩。在社會保障方面要有大動作，首先解決貧困人口在醫療和教育方面的燃眉之急。否則，社會動蕩的危險很難避免，尤其是在低收入人群中階級斗爭的學說遠沒有肅清的背景下，這種危險更為迫切。要讓大家明白，收入差距擴大是一個歷史過程，只有加速發展才能夠較快地越過這種痛苦。

　　作者簡介

　　茅于軾，當代著名經濟學家。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1993年參與創辦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并任所長、理事長，現為該所常務理事。著有《擇優分配原理》、《生活中的經濟學》、《誰妨礙我們致富》、《給你所愛的以自由》等。《中國人的道德前景》一書榮獲美國安東尼·費雪(Anthony　Fisher)國際紀念提名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