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印度，人們總是津津樂道于其經濟的飛速增長，并紛紛預測何時能超越中國。其實印度已經開始面臨發展瓶頸。

　　□ 陸南

　　印度總理辛格在就職演說中宣稱：“人們將忘記上海”。

　　然而這只是一廂情愿，關于印度崛起的話題總是和中國聯系在一起。

　　1991年，中國推行改革開放13年之后，時任財政部長的辛格面對經濟危機，主導了印度的經濟改革。他廢除了原有社會主義式的計劃經濟體制，取消工業許可證，削減關稅，并改革稅收體系，使經濟逐漸走上正軌。2005年，印度GDP增長率達到8.4%，直逼中國的10%。憑借眾多的英語就業人口，印度從服務業入手，發展為全球聞名的產業外包中心。在美國，班加羅爾這個名詞已經演化成形容詞，特指美國的就業機會隨著技術外包而轉移到印度。

　　但是，服務業為印度經濟發展所做的貢獻顯然被夸大了。英國《金融時報》首席亞洲事務評論員居伊·德·容凱爾(Guy de Jonquieres)認為：雖然印度的軟件與外包產業在國際上取得了成功，但是造成的影響遠超過對經濟發展的實際貢獻。

　　人才短缺導致“印度病”

　　印度國內一直爭論服務業和制造業孰優孰劣的問題，但沒有定論。從糟糕的基礎設施來看，服務業的生存環境要比制造業相對好一些。但是以服務業為主的發展模式反而帶來了巨大的人才壓力。

　　印度軟件工程師的年平均工資從2004年的6313美元提高到現在的7010美元。工資的上升不僅削弱了印度的競爭優勢，更反映出人才短缺的問題。咨詢公司麥肯錫預測，2010年印度IT業將面臨高達50萬的專業人才缺口。

　　長期以來，英語流利的工程師是印度的標志。這要歸功于相對出色的大學教育。但是政府在基礎教育方面的投入還有很大欠缺。印度民眾的識字率只有68%，遠落后于中國的95%。在班加羅爾，Infosys已經成為外包項目的中間商，開始在中國建立外包基地，計劃招聘6000名中國員工，以應付東北亞地區的業務。

　　服務業對人才的強力吸納造成了所謂的“印度病”—大部分人才流向服務業和發達地區。制造業和落后地區無人可用，甚至連具備初級文化程度的普通工人都極度短缺。印度的窮邦大多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內陸地區。但是目前工人越來越少，工資越來越高的狀況讓他們很難發展利潤微薄的制造業。在這種形勢下，本已勢微的印度毛派近年來死灰復燃。這些奉行游擊戰的毛主義者已經在貧窮的內陸邦構建了一條紅色走廊。這對于印度政府而言是巨大的威脅。

　　基礎設施制約海外投資

　　經過了幾年的摸索，印度發出了“挑戰中國制造”的口號。制造業不僅能縮短貧富差距，更重要的是吸納就業。印度人引以為傲的信息產業僅僅有100萬就業人員，相對于11億的總人口，實在是杯水車薪。

　　印度相對于中國的一個優勢是人口狀況相對有利。人口平均年齡僅為26歲，比中國小7歲。但如果無法解決就業，眾多勞動力反而會成為社會的嚴重負擔。在眩目的GDP增長數字面前，印度的失業率在2005年已經達到了9.1%。許多經濟學家將此歸因于外來投資不足。2005年，印度的FDI只有50億美元，對比中國的600億美元，差距相當大。印度總理辛格說，如果要實現持續增長，今后五年需要1.5萬億美元投資，包括逾70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但是這700億美元從何而來？

　　在經濟光環的吸引下，眾多跨國公司踏著泥濘的道路來到印度搶攤布點。但是他們發現，基礎設施十年來幾乎毫無改進。據投行摩根斯坦利的數據顯示：2003年，中國在基礎設施方面的投入是印度的7倍，相對于其經濟規模而言是印度的3倍—中國的投入為1500億美元(占GDP的10.6%)，而印度為210億美元(占GDP的3.5%)。由于基礎設施原因，在印度做生意要比中國多支出2%-5%，出口商品的平均時間多16天。

　　外國投資者還要面對印度強大的勞工組織。規模超過100人的公司，解雇員工必須經過政府同意。政府通過不合理的辦法來保護工人的利益，而在中國，政府則通過不合理的辦法來保護跨國公司的利益。

　　不夠“努力”的政府

　　美國通用電氣印度公司負責人斯科特貝曼(Scott Bayman)稱，假如政府“真正努力”，則經濟增長可達到12%。但是這種“真正努力”從來沒有出現過。恰恰相反，印度的官僚們已經陷入了極度自滿，四處充斥著印度成為超級大國已成定局的空氣。國大黨聯合政府曾經喧囂一時的改革沒有取得任何進展。

　　印度最繁華的城市孟買，處于一個很好的地理位置，擁有連接東西方的港口，在時區上也處于歐洲、美國和香港之間，可利用價值顯著。但是，孟買在全球城市

生活質量評比中，僅列150名(共215個城市)。糟糕的公共管理致使一場臺風帶走了435人的生命。而破舊的鐵路每年都讓3500人喪生。孟買企業家曾自豪地宣稱：壞政府讓我們不依靠任何幫助而成長起來。但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如果政府再如此不作為，則將很快遇到極限。

　　印度政府的管理能力已經對經濟持續發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礙。長期以來，印度奉行寬松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致使政府的預算赤字超過了GDP的8%。缺乏約束的財政限制了公共投資，導致破敗不堪的基礎設施無法更新。此外，由于印度對人才的需求正在迅猛增加，政府對教育的投資也成為當務之急。政府卻選擇將錢直接補貼給民眾，討好左翼政黨，以示公平。

　　在執政聯盟內部共產黨人的影響下，總理辛格對于企業私有化和擴大自由貿易的努力遲遲沒有結果，改革勞工條例同樣步履維艱。高速增長的光環下，政府缺乏危機意識。長此以往，印度相對于中國的民主制度優勢將消耗殆盡，所謂“印度崛起”只是迷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