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如何實現經濟公正

　　經濟人之吳向宏專欄

　　中共六中全會的主題是構建和諧社會。其中，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一個重要的課題。這消息讓我非常振奮。幾年來，我一直從經濟人的角度，強調經濟公正，關注貧富分化。我一直認為沒有經濟公正，也就不會有經濟效率。未來一段時期，如果中國的商業秩序和經濟環境能夠變得更加公正合理，單這一制度因素就能夠帶來巨大的經濟成長。

　　但經濟公正怎樣才能實現？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強政府”傳統的國家，大眾往往對政府的能力有不切實際的期望�；蛟S，人們會希望政府發起一場運動，來“締造”社會公正，比如說，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法，殺一批貪官，打幾個奸商，達到“圣人出，黃河清”的效果。這類想法，在我看來，恰恰是偏離正道的。說到殺貪官，中國歷朝歷代都不乏狠手。比如清朝揪出的大貪官和珅，按今天來說屬于總理副總理級別的人物，反腐力度到此可謂已經強得不能再強，但那并沒有改變“一任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官僚貪瀆、經濟不公局面。

　　必須認識到:政府要實現“經濟公正”，比之實現“經濟增長”，是一個更加困難得多的目標。所謂政府，它的主體，是一個自上而下、令行禁止的官僚機構，這種機構最適合完成單一目標的任務。經濟增長就是一個可以用GDP指標來衡量的單一目標。政府只要把全部資源動員起來，層層壓任務、加價碼，GDP數字自然就會扶搖直上。所以，假若我們用“殺了幾個貪官”、“沒收了多少非法財富”、“投入了多少教育經費”這樣的單一指標來衡量經濟公正程度，則政府將毫無困難地在短時期內就能締造出一個經濟異常“公正”的社會�？上В�經濟公正并非這樣容易用單一指標衡量的目標。若是用上述方式人為締造的“公正”，多半將成為不能持久的假象。

　　實現經濟公正的難點在于，“公正”本質上是一種主觀的感受。在個體層面上，無論某甲和某乙做了一筆生意，還是老板和員工簽訂一個合同，這些交易公正不公正，歸根到底，只能看交易雙方自己的主觀判斷。外人也許覺得某甲或某乙吃虧了，但是只要他們自己毫無怨艾，那對他們來說就是公正的。在整體層面上，全社會的經濟公正無非就是所有個體公正的加和，是無數個人、團體、機構之間每日發生的無數交易均達到或接近公正狀態的加和，是無數主觀評價的加和。有沒有任何客觀的指標可以用來衡量“社會經濟公正”這個主觀評價的加和？對這個問題，時至今日，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道德家能夠給出答案。以基尼系數這樣的指標為例:我一向反對有些經濟學者的“基尼系數無用論”，曾痛批他們的觀點，但另一方面，我得承認它不能作為硬指標�；�尼系數太高，當然說明社會貧富分化嚴重，意味著經濟不公；但另一方面，基尼系數太小，又說明社會分配過于平均，也是經濟不公。在某個范圍內，一個基尼系數0.35和另一個0.30的社會，究竟哪個更合理更公正？這根本沒有現成的標準答案。

　　只有一個社會全體人民從各自主觀立場出發，他們共同的自由和自主選擇，才是達到公正的最佳途徑。正如在經濟學上，自由交易可以達到最高的市場效率，在道德領域，每個個體的自由和自主選擇也可以實現最高的公正。如果讓政府來抓“公正”，如果把“實現經濟公正”作為考核各級官員的一個政績，那么各級官員要么無所適從，要么就不得不人為設定一些“公正”目標，強力推行，其結果，將是政府意志代替了人們的自由選擇，那在我看來，必將造成更大的經濟不公。

　　這絕不是說政府對“經濟公正”就無所作為。恰恰相反，政府在保障人們自由選擇的權利、從而最終實現經濟公正上，具有無可替代的責任和能力。如上所述，經濟公正的前提，是每個社會個體都擁有自由選擇的經濟權利。但是在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中，在原始的資本主義積累中，弱勢群體的經濟權利經常被強勢群體剝奪。在這種情況下，奢談“自由市場”、“自由交易”等，乃是極不負責，極無良心。因此，我希望看到這樣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它不遺余力地保護社會最弱勢群體的經濟自由選擇權利，保護他們即使在最壞的情況下仍能有最基本的、符合尊嚴的生存選擇；我希望看到這樣一個明智的政府，不是去企圖“締造”公正，而是創造一個基本的土壤，讓公正能夠通過人民的自由選擇來自主實現。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是這樣一個政府:它一方面剝奪人民最基本的經濟自由，如拒絕工作的自由、集體談判的自由等，另一方面卻用人為手段來轉移財富、人為締造“經濟公正”的表象。

　　(作者系國際商業戰略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