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一年一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日前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揭曉。最終，瑞典皇家科學院將這一經濟學最高榮譽頒給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埃德蒙.菲爾普斯(10月10日新浪財經)。看了這條新聞，我心中不由得浮出了一個疑問：中國經濟學家為什么總是無緣諾貝爾經濟學獎？

　　提出這個問題，不是故意想讓中國的經濟學家發窘(實際上，也有一些西方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經濟學家早就應該獲獎了)，而是出于這樣一些理由：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先后非常徹底地嘗試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這兩種完全不同的經濟制度，實現了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的經濟增長。這其中，無論是經驗還是教訓，都是極其豐富的，對任何一位經濟學研究者來說，這都是一座超級富礦，同時，經濟學又是中國社會科學中最受重視的學科——有了如此優越的條件仍然不能拿出足以競逐諾獎的理論成就，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

　　那么，

　　一是中國的經濟學家，把現代西方經濟學當成了神學來信仰，不敢對其稍有懷疑和批判。而懷疑和批判乃科學之魂，沒有懷疑和批判，就沒有發現和創新，當然就與諾獎無緣。

　　舉個例子：價格的變化會導致需求的變化，這是一條重要的經濟學原理。但這條原理要發揮作用是有條件的，那就是貧富差距不能太大，而且所“需求”的也不能是生活必需品。但到了中國，這些條件都被忘記了。比如每年的春運，火車票都會緊張，怎么辦呢？有經濟學家就出來獻策道：漲價！這會導致對車票的需求下降，一直漲到旅客流量和平時的月份相當，問題自然就解決了。

　　這種態度就是對神學的態度：信則靈，不信則不靈！至于春節對中國人的意義，億萬農民工滯留在城市不能回鄉與親人團聚會產生怎樣的社會和政治后果，就不是他所考慮的了；

　　據我所知，歷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無一不是那些敢于對人們深信不疑的經濟學教條進行批判性思考的人。比如今年的諾獎得主菲爾普斯教授，就對“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之間存在著穩定的此消彼長的關系”這一看似天衣無縫的原理提出了挑戰并得出了自己的結論，結果因此獲獎。

　　二是因為中國的經濟學家和利益集團走得太近，失去了學術研究時應該具有的超然立場，自然也就無法接近真理。

　　比如張維迎教授曾經提出過一條“國有企業的企業家不可能定理”，振振有辭地論證國有企業不可能產生真正的企業家，因此也不可能經營好。但問題在于，這條“定理”雖然可以為現有的企業管理層通過“MBO”瓜分國有資產提供很好的理論支持，但卻不能解釋，為什么像歐洲“空中客車”公司這樣的超級大型國有企業可以經營得相當不錯？也不能說明，在中國這樣“家族主義”傳統深厚的國家，私人企業主由于無法信任家族以外的人，而無法真正將企業做大做強，那么中國該怎么解決這個問題？顯然，像這樣漏洞百出的“定理”是不可能真正獲得瑞典皇家科學院的青睞的。

　　中國的經濟學家，如果不能端正學風，盡快改掉這兩條壞毛病，那么對他們來說，諾貝爾經濟學獎就將永遠是鏡中月、水中花。當然，他們不能得到諾獎并不要緊，但他們所極力鼓吹的有害教條，卻有可能誤導中國的改革和發展，這才是最讓人揪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