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

　　據報道，近日，濟南市民政局會同市財政局、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市總工會出臺了《濟南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規程》，明確規定具有賭博、吸毒、嫖娼等12種行為的市民不能享受城市低保待遇。

　　這明顯就是在給低保進行非經濟條件之外的條件限制，以道德、主流價值觀念等屬于另一范疇的東西的指令侵入低保領域，建立起一種奇怪的“社會排斥”機制。類似的規定具有普遍性，并不只有濟南一地。

　　按由國務院發布、于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的相關規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由各地人民政府自行確定。但是，《條例》第二條明確規定，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人均收入低于當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均有從當地人民政府獲得基本生活物質幫助的權利。也就是說，給低保設限的只有經濟條件，滿足此一條件即有權利享受，而與個人的道德等無關。條例并沒有“授權”各地政府自行規定這類“約束性條款”。

　　最低生活保障是國家對收入難以維持其基本生活需求的公民所履行的一種義務，權利主體是符合這樣的經濟條件的公民，此一權利不能以任何理由加以限制甚至剝奪。

　　在仰賴于廣泛的社會合作才得以存在的政治—社會共同體中，作為此一共同體的成員和主權者的公民有權要求政府提供廣泛的社會保障，何況僅僅是低保。低保盡管在中國的話語中被說成是“救濟”，但這絕對不是政府對公民的施舍。政府沒有任何權利以慈善家的面目出現，而只能以義務履行者的形象面對作為權利主體的公民。

　　類似濟南給低保設立道德條件等限制盡管可以從當下的中國國情中尋找到辯護的理由，但其背后的思維模式卻必須予以拋棄。這相當于跳出與低保對應的經濟條件的語境而附加其它標準來確立低保的“成員資格”，從而修改了政府與公民的義務履行者與權利主體的關系，使低保變成了一種由政府壟斷并可以用來對公民進行“社會約束”的稀缺資源，這是低保在操作時的可悲的異化。

　　有專家稱中國實現全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條件已經成熟。盡管絕對不能從邏輯上推導說，“條件不成熟”就不可進行全民低保，但它還算是一個好消息，算是一種“遲到的正義”的曙光。在這樣的語境中，低保在類似濟南的規定中的異化更是無比的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