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宇：大學生失業加劇 我們正在糟蹋人口紅利

　　崔宇

　　在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眾多解釋變量中，被視為“比較優勢”的勞動力資源一直被津津樂道，以至掩蓋了在技術創新和制度變遷等方面的“后發劣勢”，但蔡昉教授的“人口紅利即將耗竭”的“警世恒言”，讓我們從人口增長和人口結構的角度重新審視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邏輯。

　　馬爾薩斯悲觀的“人口論”早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現有研究表明人口增長已經成為影響經濟增長的長期性內生變量，“人口紅利”與“人口負債”的演化變遷將對經濟增長產生激勵或制約作用。而在中國實行了30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恰好造成了目前適齡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老少撫養負擔較輕的“人口紅利”時期。

　　根據蔡昉教授的測算，人口紅利對中國GDP增長的貢獻率占到了26.8%。美國蘭德公司相關研究表明，從1970年到1995年間，在東亞諸國超常規的高增長率中，由勞動年齡人口高比重所做出的GDP貢獻比例高達1/2至1/3，遠遠高于中國。

　　“人口紅利”與“充分就業”似乎不可兼得，但世界各國的發展史都表明，在城市化和工業化初期，經濟增長一定會帶來勞動力的大量轉移及就業的大幅增加，比如東亞各國起飛的過程中，保持了相當低的失業率，勞動對經濟增長的參與和貢獻度均較高。

　　但中國的情況似乎與此相反，經濟高增長并沒有帶來高就業，不僅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緩慢，城鎮居民失業率也居高不下，而且大學生等高知識群體也面臨失業加劇的困境，我們并沒有用好千載難逢的“人口紅利”。

　　投資和出口是

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因素，但由于行政權力直接或間接干預，造成資源錯配，使增長與就業嚴重脫節。

　　中國的投資主要是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及大企業投資，但基礎設施建設只會導致暫時的“假勞動力轉移”，不會帶來可持續性就業，大企業、重

化工業由于技術進步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也對勞動力有排斥效應。而本應吸收大量轉移勞動力的中小企業卻因為在審批、稅收和融資等方面的政策制約而“有心殺賊，無力回天”，“個體戶五年減少百萬”就是絕妙的注腳。據周天勇教授的研究，這種發展模式已讓城鎮人口從業率從1990年的56.44%下降到了2005年的48%，按照1990年的就業水平，城鎮中應該而沒有就業的人口達4600萬之巨。

　　出口的重要支柱勞動密集型產業本應是吸納勞動力的主力軍，但由于戶籍管制、集體談判能力和社會保障的缺失，使勞動力價格被人為壓制，超低而且不增長的工資讓普通勞動者特別是農民望而卻步，這也是我們一面有1.5億農村剩余勞動力一面卻遭遇蔓延全國的“

民工荒“的根本原因。

　　某種程度上，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從來就不是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有效市場，而是權力和資本沆瀣一氣把勞動力資源“自然資源化”的血汗市場，是既有失社會公平又有損經濟效率的無效市場，是愣把“比較優勢”變成“比較劣勢”、糟蹋了“人口紅利”的無能市場。令人擔憂的是如果那些潛在的“人口紅利”勢能無法釋放，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它們就會變成實實在在的“人口負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