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煥：中國VS印度 東方大國的世紀角逐

　　童大煥（童大煥的BLOG），1968年生于福建長汀，1990年畢業于中國人民警官大學科技系，工學學士。當今國內最活躍的時評人之一，以視角獨特、文筆犀利、高質高產著稱，對中國社會有深刻的洞察。年發表文章三百余篇。筆觸涉及時政、財經、法律、教育諸領域，追求勇氣、激情、理性的統一，冰炭相容的思想境界。作品入選《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精選》(1949-1999)等眾多選本，著有《俯仰天地間》、《江湖上的中國》、《冰封的火焰》、《中國鑰匙》等書。曾在地市級政府機關工作十年，2002年應邀加盟中國青年報，成為《青年話題》版面編輯，現為中國保險報評論版主編、東方早報等多家媒體和網站評論專欄作家。

　　近年主攻教育和城市化問題，提出“高密度城市化拯救中國”論，以筆為旗，矢志不移地為打破各種城市壁壘吶喊呼號。教育方面，在國內最早在報上激烈批評教育部公開支持“名校辦民校”，最早公開在報上指出招生計劃指標才是招生不公的根源。其“中國大學費用為世界最高3倍”一文經《科學時報》發表后，被新華社全文向全國發通稿，產生巨大反響，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同。

　　9月25日-10月1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童大煥。----編者按

中國VS印度 東方大國的世紀角逐     9月29日  星期五

　　文/童大煥

　　總部在日內瓦的世界經濟論壇2006年9月26日公布《2006-2007年全球競爭力報告》，報告采用全新的全球競爭力指數加以評估，而往年采用的是增長競爭力指數。為了便于跨年度比較，世界經濟論壇競爭力項目組還按照新指數對去年的排名進行了調整。比如，美國的排名由第二位升至第一位，中國由第49位升至第48位，印度由第50位升至第45位。而今年中國和印度分別排在第54位和第43位。也就是說，中國在去年的基礎上倒退了6位，而印度在去年基礎上前進了兩位，中國比印度落后11位。

　　在中國大量硬數據(GDP增長率、人均GDP、經濟總量、基礎硬件設施等)都排在印度前面的條件下，競爭力卻落在其后，肯定會有很多國人不服氣。而世界經濟論壇是根據各國和地區以及國際組織公布的硬數據和對企業高級主管進行的意見調查結果來對全球經濟體競爭力進行排名的。由于硬數據在競爭力評估中所占的比重不到三分之一，近年來不少人士開始懷疑其評估結果的客觀性和準確性。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人均GDP是印度的2/3，現在中國的人均GDP比印度高70%到80%左右。正因為這一點，國內很多學者和政府部門官員說，印度盡管有新聞自由、有民主制度、私有產權等等，但是它并沒有創造出中國這樣的經濟奇跡。

　　但就像一個肥胖臃腫的人不能被視為強壯一樣，一個國家是否有強大的競爭力，決定因素不是外表和軀干有多么高大，也不是其瞬間爆發力有多強，而是內在的組織結構能夠支持其各個器官以多大的活力，以及這種活力能支撐多久。這樣的組織結構往往表現為制度的軟環境。

　　600年前，中國和印度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總和的75%；200年前，中國人口占世界總量的1/6，財富占世界總量的1/3，典型的世界超級大國；100年前，歐洲和美國已占據全球生產總值的大半江山，人口眾多的亞洲淪為無關緊要的小角色。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中國龍”、“印度象”再次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格局，兩個人口總和接近世界一半的超級人口大國，再一次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在無數的宏大敘事之外，我更關心的，是這兩個超級人口大國之間在一些具體細節上的異同，因為我知道，比高遠的目標和宏大的口號更重要的，是具體的細節構建。細節決定成敗，不僅在一時一事上是如此，在國家進步、民族振興的問題上，同樣如此。我尤其關注的，是個體尤其是弱小的個體在一個國家中的命運。作為個體的人，既是國家的全部目的，也是一個國家的全息影像，從中可以折射國家的命運、時代的命運。

　　一、 中印兩國工資比較

　　全球著名人力資源管理咨詢公司翰威特咨詢公司去年底公布的一份年度調查報告顯示，2005年印度再次成為薪酬增幅最大的國家，高達13.9%，高出中國一倍。2005年中國整體平均薪酬水平增長6.6%到8.9%。

　　有人認為，印度的工資基數比中國低，工資增幅高屬正常現象。事實不然。同期《中國青年報》報道，全球最大的人力資源管理咨詢公司美世咨詢一項調查顯示，在所調查的中國42種職位中，95%的基本工資成本要高于印度。但這只是總體層面上說的，基層員工的工資差別并不是很大，但高層經理和專業人員的收入為印度同等職位的兩倍以上。這樣，中國的工資成本從整體上就高于印度。這樣一算，就知道在同等基礎上，由于增幅不同，印度普通員工的工資可能要把中國的同類員工甩到身后。

　　更重要的問題還在于，工資增幅還要跟GDP增幅做比較。美世咨詢的調查表明，在過去5年中，印度的平均工資增長率為11.5%，而中國為7.5%。而同期GDP的增長，中國一直維持在兩位數，這兩年宏觀調制后有所下降，但基本維持在9%的高位；而在印度歷史上，GDP增速只有三次超過8%。

　　它說明了什么？說明了中國的薪酬增幅遠低于GDP增幅；而印度正好相反。這是一個質的不同??前者意味著國民創造的財富絕大部分進了國家財政和資本家的腰包，GDP增長得越快，普通勞動者相對越窮；而后者則意味著GDP增長大部分直接造福于民眾。前者藏富于民，后者則富國寡民。

　　在經濟學中，有一個指標叫分配率。它是指勞動者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是衡量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與否的重要指標。分配率中勞動者的報酬總額占GDP的比重越高，表示勞動者的工資性收入在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所得份額越大，社會分配越均等、公平。

　　市場經濟成熟國家，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間，如日本1999年分配率為54.18%，美國2000年分配率為58.31%，德國2000年分配率為53.84%，英國2000年分配率為55.27% 。而我國職工工資總額占GDP比重一直偏低，全國平均在12-16%之間，如果再加上工資額30%的福利，則在15-20%之間。自1978年以來，最高的年份1980年為17.09%，最低的年份為1998年的11.91。

　　年份 工資/GDP (工資+福利)/GDP

　　1978 15.70% 20.41%

　　1980 17.10% 22.23%

　　1985 15.43% 20.06%

　　1990 15.91% 20.68%

　　1995 13.85% 18.01%

　　2000 11.91% 15.48%

　　2002 12.51% 16.27%

　　2003 12.57% 16.35%

　　在過去幾十年里，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國民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而稅收占GDP比重逐年上升，這幾年政府稅收是國民工資總額的2至3倍。

　　即便如此，中國大陸的薪酬也大部分向高層管理者傾斜。一項調查表明，我國國企經營者年薪是員工平均工資的13.6倍，最高差距達50倍。這樣一種極不公平合理的薪酬結構，把所謂的“廉價勞動力優勢”全部抵消還不算，總體上還使我國的工資成本高于印度，從而在薪酬方面失去國際競爭力，影響國際資本的進入。

　　二、 薪酬與經濟結構的關系

　　薪酬與GDP的關系，以及薪酬的內部結構，反過來又直接影響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結構。薪酬增長率低于GDP增長率，以及薪酬內部結構不合理，其結果必然是內需乏力，經濟增長高度依賴投資和出口??這正是我們今天的現狀??內需對GDP的貢獻率僅25%左右。而這樣的路徑依賴又是高能耗、高污染、高破壞的最好溫床。惡性循環。

　　印度的經濟結構跟我們相比有強烈的反差。每年流入印度的境外直接投資大約只有中國的10%，印度在基礎設施的建設上比中國落后大約10至15年，但印度卻取得了較快的經濟增速，而且它有30%至40%以上的國民生產總值來自生產力的增長，而不是資本或勞動力的增加。

　　1990年至2003年間，印度服務業對GDP增長所貢獻的比重達到62%，而中國的這個數字僅為印度的一半左右。印度和中國是如此的相近，所以經濟學家們把靠服務業起家的印度和靠制造業取勝的中國進行對比。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認為，發展服務業，印度不僅避免了大量的基礎建設投入，而且還在全球形成了競爭力。

　　印度決策者也已經認識到，服務業造就的只是一批精英富豪。僅僅IT產業是不夠的，必須學習中國發展制造業，才能讓更多人享受到經濟增長的好處。但是，同為制造業，彼制造和此制造不一樣。彼制造業建立在服務業相當發達的基礎上，建立在員工薪酬增長率高于GDP增長率的基礎上。因此，彼制造業不必以“低工資優勢”為基礎，不必以犧牲自然資源、環境、人民健康乃至生命以及犧牲農業為代價。最為關鍵的是，印度以IT產業、制藥業為龍頭的高科技產業和服務業為開路先鋒，是從最不易與民爭利的地方入手，有效避免了拆遷、征地和污染等過程中的過度剝奪和破壞現象，一個尊重人權、民主決策的制度和觀念業已成型。印度國大黨政府甚至抱怨法律對于工人實在是太“溺愛”了，然而我們缺乏的正是這樣的“溺愛”。

　　三、 富國寡民與舉國內耗

　　任何稅收都是對公民的攝取，這個攝取如果是適當的，通過有效的財富再分配，比如免費醫療和教育制度的建立，對貧困人口的救濟，等等，將有助于社會的平衡、安定，有助于社會財富的更快創造和積累。但如果國家過度攝取，對權力的轉移支付過度自負，則會嚴重地加劇內耗和腐敗，導致社會財富的減少和社會的貧窮。

　　我們都知道，如果一個國家的政府攝取過多，則人們不得不在再分配上多費時間和精力。再分配即使沒有成本，也只是國民在財富問題上做零和博弈，即一方之所得必為另一方之所失，社會財富的總量沒有增加，社會也就沒有進步。

　　而世界上幾乎沒有任何再分配方式是沒有成本和代價的。即使是搶劫也需準備兇器，要花時間精力，這些過程都沒有創造財富。而在一個盜賊橫行的社會，為了防止被搶，人們還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這個過程也沒有創造財富。即如轉移支付，大量的財富耗散在中間環節，腐敗的成本也居高不下。比如人們一再提到的“跑步錢進”，一萬家駐京機構基本上都是不創造財富的“內耗機構”。

　　四、 國民創業的金融與法治環境

　　印度的大型私人企業規模要比中國的大10倍。中國私人企業受到大量資源性壟斷企業的殘酷盤剝與壓榨。而中石油、中石化、中航油、國家電信、電力這些壟斷企業帶給中國人的不是創業的快感與激情，而是泰山壓頂般的壓抑與屈辱。至今，中國還沒有能和跨國公司相抗衡的私企，而不少印度私人企業已經能在國際市場上立足。

　　印度資本市場也遠比中國穩定高效，印度金融機構放貸款遵循市場規則。專家估計，印度銀行壞賬率是15%，而中國的銀行壞賬率可能是25%，甚至更高。中國私人企業很難獲得國家銀行貸款。中國的民間融資渠道也極其狹窄，政府過度擔保與該領域的過度限制互為因果惡性循環。相比于印度成熟的證券市場，中國的滬深股市簡直就是個賭場。自2000年以來，印度主要的孟賣敏感指數上漲了近3倍，而同期內中國上證綜合指數則下跌了近40%。

　　改革方向的明確使印度公司企業對未來充滿了信心。印度工商聯合會(Federation of Indian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2003年印度工商企業對前途有信心的比率為40%，去年這一數字已經增長到73%。中國的個體工商戶從1978年起步，到1999年左右到達高峰，之后則江河日下。國家工商總局的數據表明，1999年我國實有個體工商戶3160萬戶，到了2004年，這一數字下降為2350萬戶，6年間凈“縮水”810萬戶，平均每年減少135萬戶。國家工商總局的另一組數據顯示，截至2005年底，全國內資企業實有350萬戶，比上年凈減少30.1萬戶，下降7.9%。這些是登記在案的個體工商戶數據，沒有登記的個體工商戶的消亡，速度可能比這還快。

　　盡管印度人也和中國人一樣并不喜歡打官司，但沒有人懷疑印度不是一個法制社會。健全而公正的司法體系為印度社會長久穩定提供了堅實基礎。但中國像北京嘉利來案這樣明目張膽搶劫公司數億元股權的案件絕非個案，雖中央干預亦遲遲不決。

　　調查顯示，中國因法治不立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每年在6000億元以上。因此無端耗費的間接經濟損失無法估計。此外，腐敗造成的直接損失6000億元，因環境污染和破壞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5000億元以上。三項合計劃18000億元，是全國稅收的60%，全國2004年GDP總量的10%！幾乎可以完全抵消同期GDP增長率！

　　五、 發展的速度和質量

　　清華大學世界與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等國內學者認為，“在印度，人們在決策程序上花去了太多討論的時間，服務于經濟增長的制度遠未形成”。其實這恰恰是民主決策的優點所在，最終實現的必然是邊際效益也就是全社會整體效益的最大化。而決策效率高反而往往最終變成破壞的效率高，表現在對自然資源的破壞和弱者權利的侵犯上，尤其如此。比如最近中央對河南省違法征地的兩個主要責任官員實施黨內警告的“嚴厲處分”，但被征的一萬多畝地已經覆水難收，家園破碎的人們流離失所。

　　其實，這個問題早在1962年就已經被美國政治經濟學家詹姆斯•布坎南用科學的理論解決了！他和另外一個合作伙伴的研究結果表明，一項公共決策的制定不僅僅涉及到決策本身的成本，而且涉及到外部成本，也就是說決策者本人可能對不參與決策的人強加的成本。兩項成本的總和就是社會的總成本。沒有民主，社會為此付出的成本(外部成本)就非常大。結論是：必須通過憲法限制政府機構行使權力。布坎南后來于1986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跟他這一成果關系極大。

　　六、 其他一些細節

　　印度也有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進城農民工也往往是一家人的經濟支柱。但有所不同的是，農民工工資被拖欠，有大學生和他們一起絕食抗議。庫馬爾和他的工友們為德里大學改建宿舍，工錢卻被包工頭卷走，于是希望德里大學出于人道主義考慮，先墊付工資，再追究潛逃的包工頭，遭到拒絕后，德里大學學生會組織學生加入了民工絕食的隊伍，以壯大聲勢，吸引媒體注意；

　　印度著名作家羅易以《微物之神》奪得全美圖書獎和英國布克獎，占據《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49周，獲利千萬。她把巨額稿費捐給了NBA(納瑪達反水壩組織)并加入了這個隊伍。我們有沒有這樣杰出的作品和作家？我們的水庫移民權利受損嚴重，有沒有相應的

　　印度教育和醫療免費；

　　印度沒有戶籍制度，貧困農民大量進城，典型如孟買，1500萬人的城市里有500萬人住在貧民窟塑料布、錫板、簡易鐵皮搭成的貧民窟里，但那卻是“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城堡，任何人不敢拆遷！在德里和班加羅爾等城市，茅草屋往往與跨國公司的摩天大廈交織在一起，平民和貧民可以分享城市化的果實；

　　印度人口年輕，40%以上在30歲以下，而中國只有約30%。到2050年，中國1/3以上人口將在60歲以上，而印度只有1/5。獨生子女政策使中國面臨著日益嚴重的老齡化問題。與中國相比，印度是一個年輕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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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結論

　　中國和印度，兩個古老的東方大國，正在上演著一場舉世矚目的世紀角逐。中國是兔子，印度是龜！如今的印度，可謂輕裝上陣，而我們則已不得不背上沉重的環境污染、內需不足、等包袱，以及民主法治不立、輿論監督不強、公民自由度不夠等制度掣肘。中國巨龍身手矯健，但見首不見尾；印度大象行動遲緩，但步步鏗鏘有力。此時重溫70多年前富蘭克林.羅斯福對變革中的美國的理解，的確有振聾發聵之感，他說：“在我國，惟一真正值得寶貴的，是自然資源和人民大眾�！�

　　一個國家的創造力、競爭力最終要落在這個國家的公民個人身上。民為國之本，民強則國強，民富則國富，民弱則國不可能長久強盛也。而自由(自由創業、自由遷徙等等)和開放，則是一切根本的根本。誠如馬克思說：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全人類自由發展的前提條件；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則說：“知識加自由才等于力量�！睆倪@個意義上說，為個人爭自由就是為國家爭自由，為個人爭權利就是為國家爭權利，為個人創造財富就是為國家創造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