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皮：城市化是改善了還是惡化了農民的生存狀態

　　水皮

　　弱勢群體之所以成為弱勢群體，固然有個人的因素，但是制度安排起著關鍵的作用。

　　和城市買不起房的貧民或者雖然買得起房但卻淪為房奴的平民相比，農民自古以來就是弱勢人群的代名詞。事實上，最讓人不能忍受的正是打著城市化這面大幌子而推進的房地產開發，變成了新一輪的對農民土地的剝奪，再一次將他們推向失地的深淵，從而也使我們的社會面臨拉美化的威脅。

　　城市化本來是近郊農民享受社會經濟發展成果的一種必然，但是地方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使這種必然成為一種夢想。以城建的名義從農民手中低價征收土地，以市場化的名義將從農民手中征來的地高價批發給開發商，土地的增值部分就這樣絕大部分成為財政上的預算外收入，而農民的未來則被拋給了下屆或者以后的政府。

　　城市的居民買不起房，無非是沒有得到他們應得的保障，而農村的農民失去了土地，則是失去了他們不能失去的保障，得失之間，考驗的不僅是社會的良知，更是執政的能力。

　　數字表明，2005年全國土地出讓總收入5800多億，凈收入2100億，而全國財政收入是3.16萬億，地方財政收入是2.66萬億。盡管統計口徑還不一樣，但是毫無疑問，土地出讓收入在地方各項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為政府投資的重要來源。

　　無利不起早，個人是如此，政府也是如此，正是在這種利益的驅使下，在沒有有效約束的情況下，大量的耕地被占用，失地農民的長遠生計得不到保障。土地的利益分配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如果說地方政府在城市

　　眾所周知，實施最嚴格的土地管理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一貫的原則。這個原則早在1996年就已經提出，1997年中共中央又出臺11號文件，構建了政策框架，1998年，全國人大對土地法進行全面修訂，建立了法律框架，2003年國務院部署全國土地市場治理整頓，2004年又出臺《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10年之中，出臺的一系列文件從基本的脈絡來講是一脈相承的，不同的是，最新的通知強調的是調整土地利益的分配機制，保障弱勢群體的利益，對象則都是農民。

　　土地收益的調整，就是一種利益的再分配，三個關系必須要考慮。其一是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的關系，也就是說不能透支土地的未來收益來謀求今天的GDP增長；其二是城市和農村的關系。不管多嚴厲的耕地保護政策，城市化的進程是不可避免的，農村土地的收益不反哺農村的話，農民和農業就沒有保障，更談不上發展，而現在土地收益的絕大部分被政府用于了城市改造；其三是政府和農民的關系。中國農民之苦，在于長期的城鄉二元結構之下，始終處于自生自滅的自然狀態，土地是他們維系生存的命根子和惟一的收入來源，千年以來的農業稅是維系他們和政府的惟一紐帶。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政府不管誰管？要確保農民的補償、安置到位，就要在財政預算中列支，否則就無法保證支付。

　　其實，圍繞土地出讓金的處置，不同的部門有不同的考慮。財政部門的觀點相對簡單，把預算外的收入列入預算管理，實行收支兩條線；職能部門則提出，關鍵在于明確各類比例，比如反哺農村的比例，然后按比例劃分調撥。不管是財政部門也好，職能部門也好，曾經共同打過的小算盤就是按比例上收中央部門，由自己落實利益分配，這樣的建議可想而知，并不能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

　　值得慶幸的是，財政部和國土資源部等部門正在聯合制定相關的配套文件，規范土地利益的分配機制。從媒體的披露看，這樣的規范將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土地出讓收入納入預算管理。規定土地出讓收入全部納入地方預算，繳入地方國庫，實行收支兩條線；二是土地出讓要向“三農”傾斜；三是提高補償建設用地的取得成本，降低地方政府新增建設用地的收益；四是加大建設用地的保有成本。提高城鎮土地使用稅的征收標準；五是實行工業用地最低價標準。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水皮的腦海中都會出現一幅畫面，一套三房一廳的住房居然住著4戶房客，擺著兩張雙人床的大廳就是主人的一家臥室。這是北京西四環邊上一家剛剛就地上樓的農民，幾十萬的補償款買下這套住房已經所剩無幾了，沒有了土地，沒有了收入，上樓的農民只能打起了出租住房當房東的主意，結果一家四口只能擠在大廳里。這樣的畫面出現在中央電視臺，出現在水皮擔當嘉賓的節目中，時至今天，水皮已經忘了欄目的名稱，但是那兩張并排的床給人的印象是那么的深刻，想忘也忘不了。難道這就是農民向往的城市化？城市化是改善了他們的生存狀態還是惡化了他們的生存狀態？

　　這還是北京近郊的農民，還是住上了高樓大廈的北京近郊的農民，還是有自己的住房可以出租的北京近郊的農民。

　　北京西四環距離天安門才有多遠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