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杉：對人民幣施加升值壓力的是中國經濟本身

    人民幣升值壓力是中國經濟內生的，與美國的壓力無關。

    劉杉

　　如果說，市場比政府更懂得經濟規律，商人比官員更會權衡利益，那么，對于美國新任財長保爾森而言，其骨子里更是一個精明的商人。

　　保爾森9月16日在G7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上針對中國的講話，被輿論普遍評價為是一個比較溫和的講話，其并沒有對人民幣升值施加更大的壓力。

　　保爾森對中國金融改革的觀點，被媒體歸納為“三段論”，即短期，人民幣需要表現出比目前更多的靈活性，改革的步伐應當更快一些；中期，中國應當開放資本市場；長期，中國貨幣政策應當能符合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地位。

　　不難看出，相對于短期內的

人民幣升值，中長期的資本市場開放、人民幣自由兌換及利率市場化，才是保爾森所關注的重點。

　　向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一直是美國財經官員訪華的重要話題，也是共和黨高官取悅于美國選民的有效方法，而到了保爾森這里，似乎一切都發生了變化。

　　保爾森言論的變化，其實不僅是保爾森自身看問題的視角不同，而是中國經濟已經發生了變化。

　　在我看來，保爾森不給人民幣施壓，既不是向中國示好，也不是采取柔性戰術，而是保爾森看到，人民幣已經走上了升值的不歸路。

　　人民幣現在是不是繼續升值，不取決于保爾森的壓力，也不取決于美國國會的什么法案，而是由中國經濟的自身規律決定。

　　我多次說過，人民幣升值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規律所致。大國經濟在走過一個快速增長階段后，都要經歷一個本幣幣值重估的過程，世界經濟的發展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不僅是日本升值了日元，早前的聯邦德國，也對馬克匯率進行了調整。

　　今天不是昨天，昨天已經成為歷史，人民幣該不該升值的話題已經成為過去。已然進入匯率制度改革軌道的人民幣存在著升值的慣性，而這種慣性發展，不需要外力再施加任何作用。保爾森作為長期在市場里摸爬滾打的商人，看到了人民幣的這一特點，因而，他的訴求則走向了更長遠的戰略層面，即要求中國開放市場，要求中國的貨幣政策與世界經濟相協調。

　　長期擔任高盛CEO的保爾森，對戰略問題的認知水平，顯然高于一般的專家和官員。

　　事實上，從宏觀經濟角度看，對人民幣施加升值壓力的不是美國官方和國會，而是中國經濟本身。

　　長期雙順差不斷刷新外匯儲備記錄，導致人民幣流動性泛濫；房地產成為支柱性產業的錯誤政策導向，不僅使

房價出現泡沫，更使得中國企業缺乏創新動力；而商業銀行在自身流動性壓力和房地產高額利益誘惑下，大量向房地產市場提供貸款，其結果是銀行體系潛伏著巨大的金融風險；由于擔心金融體系產生系統性風險，中央政府擠壓資產市場泡沫的政策手段也不敢使用到位。

　　與人民幣幣值低估糾纏在一起的經濟現狀是，貿易摩擦、流動性泛濫、高房價、輸入型的通脹壓力、居民消費不足、產能過剩、企業缺乏創新能力……

　　這一切的一切，都要求人民幣加快升值步伐。

　　所以說，人民幣升值壓力是中國經濟內生的，與美國的壓力無關。

　　保爾森正是看到了人民幣自身的規律，因而，他把美國未來的利益放到了市場開放方面。

　　有人認為，保爾森作為一名投資銀行出身的財政部長，更多代表了華爾街的利益，因而，其會為那些投資銀行家們游說中國。不可否認，曾為商人的保爾森會自覺不自覺地為華爾街說話，但保爾森鼓吹中國開放金融市場的做法，實際更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

　　相對于傳統的制造業，美國在服務業方面具有更強的競爭力，特別在金融領域，美國公司具有無可比擬的競爭優勢。銀行、保險、證券、基金、資產評估、會計審計等，美國企業都在世界市場占有領先地位。

　　由此說來，保爾森實際從國際貿易角度，對中美兩國的比較優勢進行了分析判斷，因而，保爾森更愿意發揮美國的比較優勢，促使中國加快開放金融市場的步伐。

　　保爾森9月13日關于中國經濟的講話頗能代表他的真實想法。保爾森說，美國需要用“世世代代”的戰略眼光看待美中關系，這是因為對于中國這樣一個“以全球經濟主要領導者姿態”出現的國家，要保持一種戰略眼光。他說：“美國很需要一個繁榮穩定的中國，一個可以作為全球經濟領袖的中國。美國和中國分享了經濟利益，并且將在能源和環境領域加強合作。對我們來說，最大的風險不是中國將取代美國，而是中國不進行必要的經濟改革，不能夠保持它的增長率。”

　　一個“作為全球經濟領袖的中國”，一定是一個“領袖級”的市場，而在這個市場里，金融開放才剛剛起步，因而金融服務業市場的潛在利益要大于競爭激烈的制造業市場，而獲得這一利益的方法就是促使中國進行改革，推動中國開放市場。

　　在企業中，搞戰略的眼光，要高于搞銷售的，而保爾森就是一個公司的戰略制定者，所以他的眼光超越了

人民幣匯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