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樂一：我國新一輪經濟周期的特征

　　可以這么說，改革不到位一直是我國經濟社會生活中諸多矛盾和問題產生的重要根源，并且已成為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和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重大障礙。因此，進一步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已時不我待，各地區、各部門要把改革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堅持以改革為動力推動各項工作，力爭在一些重要領域取得新的突破。

　　■學人新論■陳樂一

　　2000年我國經濟增長走出1999年的低谷，逐步復蘇和回升，由此開始了新的一輪經濟周期。這一輪經濟周期從2000年開始至今（也有觀點認為，新一輪經濟周期始于2002年），已近7年，2000－2005年的ＧＤＰ增長率分別為8％、7．5％、8．3％、9．5％、9．5％、9．9％，2006年上半年的ＧＤＰ增長率居然高達10．9％。從這組數據來看，這一輪經濟周期呈現出兩個明顯特征：平穩和快速增長。平穩體現為波動幅度小，這期間ＧＤＰ增長率的最高點與最低點之間落差僅為2．4個百分點。快速增長體現為ＧＤＰ增長率相當高，2000－2005年間平均增長率達8．8％。注意這里我說的是快速增長而不是高速增長。高速增長一般是指增長速度高達10％以上乃至15％以上的超高速度，往往超出一國人力、物力、財力的承受能力，計劃經濟體制時期我國經濟多次出現高速增長。而快速增長是指增長速度已足夠快，但又低于高速增長。就增長質量而言，快速增長優于高速增長。平穩和快速增長這兩個特征在以前的各輪經濟周期中很難出現。

　　上世紀50年代初以來的50多年中，按照“谷－谷”法劃分，我國經濟增長已呈現出10輪周期，目前正處于第10輪周期中。這10輪周期可以以1981年為界區分為改革前時期和改革以來時期，改革前歷次經濟周期的基本特征是波動幅度大，多次“大起大落”，從未出現過平穩特征，當然多次出現高速度，但往往持續一兩年，高速度就迅速下跌。1980年代以來的改革后時期，經濟周期的波動幅度由劇烈轉向平緩，周期也呈現出一些新特征，但是整個時期并未出現平穩和快速增長的特征。如1987－1990年這一輪周期，1987、1988年經濟高速增長，但1989、1990年增長率就迅速下降。1991－1999年這一輪周期，1992年ＧＤＰ增長率高達14．2％，但從1993年開始經濟增長率就持續7年下滑。真正首次出現平穩和快速增長特征的時期是1982－1986年這一輪周期。就速度而言，1982－1986年周期的增長速度還高于2000年以來時期，這一輪周期的擴張階段1982－1985年ＧＤＰ增長率平均高達12．2％，明顯高于2000－2005年時期。但是就平穩程度而言，1982－1986年周期低于2000年以來時期，1982－1985年最高點與最低點的落差為6．1％（還不考慮1986年的低谷）。因此，1982－1986年周期的特征準確說來應該是較平穩和高速增長。可以這么說，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10輪周期，經濟增長質量最好的是1982－1986年這一輪經濟周期和2000年以來的新一輪經濟周期。但是新一輪周期與前者相比，增長質量更高，因為增長速度更加平穩，并且實現了高速度向快速增長的轉變。

　　新一輪經濟周期還有一個特征，就是擴張的持續性強，2000年以來至今一直都處于擴張階段（2001年經濟增長率有所回落），擴張的持續程度是以前各輪經濟周期所沒有的。改革以前時期擴張持續性最強的一輪周期是1963－1968年，其擴張年份是1963－1965年，擴張長度為3年，但是1966年爆發了“文化大革命”，經濟擴張的勢頭戛然而止，ＧＤＰ增長率由上年的17％下降為10．7％，1967－1968年更是負增長，國民經濟陷入深深的波谷。改革前后過渡時期的那一輪經濟周期是1977－1981年，其中擴張階段是1977－1978年，這兩年國民經濟得到了迅速恢復和增長，但是1979－1981年實行調整政策，各業增長速度升降不一，這三年經濟步入周期的收縮階段。改革以來的1987－1990年周期，擴張年份是1987、1988年，擴張長度為2年，但是由于1988年第四季度開始的治理整頓，1989－1990年經濟又步入收縮階段，并陷入深深的波谷之中。1991－1999年這一輪周期，擴張年份僅是1991、1992年這兩年，1993年就開始步入收縮階段，此后持續7年下滑，這一輪周期成為擴張與收縮比率最低的一輪周期。能與2000年以來新一輪經濟周期的擴張持續性“抗衡”的惟一一輪周期是前述的1982－1986年周期，該輪周期的擴張長度長達4年（1982－1985年）之久，只是由于1985年2月政府實施的緊縮政策，1986年經濟增長率才下降，步入收縮階段，1986年2月中國發生引起舉國關注的“工業滑坡”。但是，新一輪經濟周期的擴張持續性比1982－1986年周期更強，2000年以來，除去2001年經濟的回落，已有5年多處于擴張階段。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國新一輪經濟周期呈現明顯的三個特征：平穩、快速增長、擴張的持續性強。

　　我國經濟增長與波動出現這三個特征，無疑可喜可賀，總的說來是20余年來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具體說主要是以下兩方面的原因：首先是

中國經濟市場化程度的持續提高。市場化程度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經濟增長是大起大落還是平穩增長。計劃經濟體制時期，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極低，各種商品和服務產品的價格形成幾乎完全由政府管制，市場因素在經濟生活中受到極端壓抑，計劃體制的管制力量遠遠大于市場力量，外在的政府干預因素經常沖擊正常的經濟周期，導致經濟多次大起大落。

　　改革以來中國不斷推進市場化進程，削弱計劃體制力量，經濟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因此經濟波動幅度迅速下降，波動由劇烈轉向緩和。近年來，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入推進，市場化程度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水準上進一步提高，對經濟增長的直接影響就是導致經濟增長與波動呈現前所未有的平穩特征。市場化程度提高還可以使得經濟增長避免不切實際的高速度，實現健康的快速增長，同時還可以增強經濟擴張的持續性。其次是

宏觀調控的完善，適宜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支撐，也就是1998年年中以來擴大內需的政策，其政策手段是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6年來的實踐證明這種政策轉向是成功的，理論分析上也站得住腳。擴大內需的政策能使新一輪經濟周期呈現出新特征，還在于這項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該項政策組合持續達6年之久。2004年積極財政政策逐漸淡出，轉向中性的財政政策，這種轉變是很必要和及時的，避免了嚴重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的出現，確保經濟穩定增長。

　　政策需要一定的穩定性、連續性，否則不利于經濟的持續增長，這方面有個很好的反面案例，就是日本20世紀90年代的財政政策。90年代初日本泡沫經濟崩潰以后，為了刺激經濟，日本政府積極推行擴張性財政政策，但是效果并不明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受到政策缺乏連續性的影響。20世紀90年代擴張性政策取向的大環境中，兩次出現財政收縮。第一次是橋本內閣1997年決定執行重整日本財政計劃，緊縮財政開支，將消費稅率從3％提高到5％，取消所得稅的特別減稅，個人承擔的醫療費從10％提高到20％。第二次是2001年4月小泉內閣上臺后，為了阻止財政狀況的惡化，財政政策又轉向收縮。小泉首相決心不輕易發行國債，作出“國債發行額不超過30萬億日元”的承諾，然而2002年底小泉首相就迫于壓力不得不表示放棄這個承諾。對于這兩次財政收縮，不能簡單地說是政策失誤，但對日本經濟增長確實產生了不利影響，成為低速增長的重要政策原因。

　　以上兩方面的原因，一個是內生的，市場化程度的提高，表明市場力量正在不斷增強，市場是經濟增長的內在力量和源泉；一個是外生的，政策是作為一種外在力量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影響經濟周期的形態或導致周期的變形。新一輪經濟周期出現這三個嶄新特征，是內生因素與外生因素，即市場力量與合適的政策組合共同作用的產物。這確實是中國經濟出現的一種可喜局面，表明中國經濟增長躍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增長質量明顯提高。新一輪經濟周期正在進行中，要繼續保持平穩和快速增長特征，延長擴張長度，增強擴張的持續性，還得繼續立足于內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即市場力量和政策組合，兩者缺一不可。

　　強化市場力量，就是要進一步推進改革，提高中國經濟市場化程度。歷經20余年改革開放，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已顯著提高，但還是存在一些嚴重問題，主要是各個領域和各地區之間的市場化程度嚴重不平衡。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和

資本市場三大領域中，資本市場的市場化程度最低。雖然改革開放這么多年了，我國資本市場盈利的本性依然受到極大壓抑，其根源還是計劃體制痕跡，致使資本市場一直處于低效運行狀態。進一步提高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關鍵還是要繼續深入經濟體制改革，不斷強化市場力量，通過與舊體制力量的不斷反復“搏殺”，市場最終確定自己的統治地位。尤其是資本市場領域，一定要最大限度淡化其行政性，還資本市場盈利性的本性。

　　近兩年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重要進展，改革在各領域有序展開，一些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有所突破。例如農村改革繼續向深層推進，金融體制以及資本市場改革力度加大，財稅投資價格改革穩步進行，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取得新進展。但是，我們又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當前改革任務仍然十分艱巨，制約我國經濟增長和發展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一些重要領域的改革仍然嚴重滯后。可以這么說，改革不到位一直是我國經濟社會生活中諸多矛盾和問題產生的重要根源，并且已成為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和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重大障礙。因此，進一步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已時不我待，各地區、各部門要把改革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堅持以改革為動力推動各項工作，力爭在一些重要領域取得新的突破。

　　政策組合也要不斷調整和完善。今后一段時間，應繼續堅持財政與貨幣“雙穩健”的宏觀政策取向，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加強和完善宏觀調控。宏觀調控的重點是總需求，這幾年擴大內需的重點是發行長期建設國債，擴大投資需求，但是消費需求增長則相對較慢。然而，消費是最終需求，投資增長最終必須得到消費需求的支持，正如馬克思所說：“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而消費則把需要再生產出來”（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頁）。因此，消費增長相對緩慢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總需求的調控中，未來相當長時間的重點主要是如何進一步擴大消費需求。因此，今后穩健的財政政策應將重點轉向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培育和擴大消費需求。

　　培育和擴大消費需求，財政政策是大有作為的，最主要的是要發揮財政政策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保障最低收入，縮小居民收入差距。財政和貨幣政策組合也應作些調整，前些年過多地依賴財政政策，今后應積極發揮貨幣政策作用。貨幣政策對消費的刺激作用是很直接的，例如發展消費信貸，對于擴大消費需求，提高居民消費水平，實現消費結構升級，具有重要推動作用。為此必須進一步推動金融體制改革，加快發展貨幣市場，積極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進而促成貨幣政策逐漸增強效果，直至淋漓盡致地發揮應有作用，取得與財政政策勢均力敵的“顯赫”地位。

　　（作者為湖南大學經貿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