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建議國有大學法人化 用競爭代替管制

　　張維迎論全球化時代的大學變革

　　一位經濟學家的中國大學批判

　　張國 本報記者 李新玲

　　對中國內地大學而言，“狼”真的來了——潛在的競爭者不僅包括香港高校，更多來自海外的壓力。9月16日，經濟學家張維迎在南開大學的一場演講中，不無憂慮地指出。

　　“無論對北大、清華，還是南開、復旦，‘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的時代業已過去。現在沒有‘山’了，世界變成了平地。”張維迎說，競爭對手變成了哈佛大學、牛津大學和東京大學。這也意味著，我們原來的好多做法不靈了。

　　這位畢業于牛津大學、擔任

北京大學校長助理和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的經濟學家，在“南開名人講座”上的演講題目是“全球化時代的大學變革”。

　　外國名校把分店開到家門口，“搶”的不僅是生源

　　張維迎表示，北大本身的改革是一種自我反思。歐洲的大學也在反思，因為“混”不下去了。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革命帶來了高等教育全球化運動。于是，中國高等教育面臨著從來沒有過的挑戰。在張維迎看來，高教全球化的內容包括教授市場、學生市場、學術成果市場、融資、教育服務的全球化。其表現隨處可見：

　　教授在一個全球市場上提供服務。在國際市場上，不同專業有不同的評價標準和價碼。要出世界最高的價碼，才可能聘到最好的教授。評價教育的指標之一就是外籍教員所占比例。

　　學生市場的全球化從香港高校到內地“搶”生源便可見一斑。“

留學生在過去是稀有的。國內的大學以前能招到中國最好的本科生，現在有麻煩了。香港高校的競爭是一個好事，但競爭的不止是香港，美國很多大學都在中國設立辦事處，每年進行招生推薦。英國政府甚至出面搞英國教育展。

　　前幾年，倫敦經濟學院曾收到一筆200萬英鎊的捐款，捐款人是一位中國公民。這引起了張維迎的警覺：“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給國外大學捐款。如果我們做不好，以后中國富人的錢都捐給外國大學了，就像他們選擇去外國大學讀書一樣。除去校友感情等因素之外，捐款人總是希望把錢捐給最好的大學。”

　　張維迎指出，中國教育經費過去兩三年占GDP的比例不但沒有增加，反而在下降。大學不能完全靠政府經費和學費，還要靠捐贈。在一個商業發達、宗教文化濃厚的國家，大學得到的捐贈比較充足，哈佛大學僅商學院就有15億美元捐款。

　　建議國有大學“法人化”，用競爭代替管制

　　據張維迎分析，大學結構是金字塔型，分別針對高、中、低端市場，就像汽車市場一樣。最好的學生和教授聚集在高端大學，一般的去二流，其次到技能型培養大學。在從前，每個國家都有這樣一座大學金字塔。

　　要爭取讓中國大學爬上塔尖，張維迎認為，首先就要應該改革國家的教育體制。“簡單說一定要用競爭代替管制，中國大學的學位設置、課程、招生，都是統一管理的。這種結構實際上讓一些最好的大學被拖死了。相對來說，美國大學有相當的自主權，大學之間有競爭。”

　　他打比方形容中國的高教格局：“就像所有的車箱都掛在火車頭上，機器壞了，前面有兩頭牛在拉著。金字塔結構應該是自然形成的。如果是高端大學，課程設置、人才培養目標跟別的學校不一樣。現在，我們是按照三流大學的標準來約束一流大學。當我們招來頂尖的學生，怎么培養他？”

　　張維迎還以EMBA教育在中國的發展為例，證明以競爭代替管制的合理性：國內最早創辦EMBA教育的是北大光華，后來國家批準一批院校試辦EMBA，但出于保證質量的考慮，根據各校水平，規定了招生名額。

　　北大、清華、南開、浙大等10所院校招生不得超過300人，另外20所不能超過100人。“然而現在看來，這種擔心都是沒有必要的。很多學校，即使得到了100個招生指標，也沒有招滿，只能降分降價，出現了‘平價EMBA’。市場自然會形成分化。所以一定要有競爭。”

　　權力空心化，中國大學校長成了辦事員

　　卓越的師資隊伍、自由的學術環境、競爭的學術市場、有效的治理結構，這是張維迎為中國大學改革開出的藥方。

　　他認為，大學是利益相關者組織。目前中國大學內，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失衡，很多大學不是行政在為學術服務，而是學術在為行政服務。這樣本末倒置，長期下去，會對大學造成非常大的傷害。

　　“跟國外大學比，中國大學校長是個辦事員，不能叫校長。”張維迎批評了現行體制下校長權力空心化的現象。“真正的大學校長，是大學精神的象征，是個外交家，社會活動家，是很豐滿的，權力很大。我們總在羨慕北大的蔡元培、南開的張伯苓，我們后人特別應該學習他們的理念。但他們擁有的權力是我們沒有的。”

　　他引用了美國的一項研究結果：教授參與大學管理程度越高，該校的表現越糟。教授參與行政性事務程度越高，學校表現越差。相反，教授參與學術性事務程度越高，學校表現越好。

　　“現在有些大學在全世界公開招聘副校長，我一直不贊同。應該公開招聘的是校長，副校長由校長提名。按公開程序選擇校長后，給他大的權力。一個人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行為就很受約束。我覺得一定要形成一個校長市場，校長是職業化的，雙肩挑是不對的。衡量校長的表現，標準是這所學校的表現，而不是他本人的學術表現。”

　　要讓選聘教師的人有安全感，防止武大郎開店

　　公開反對教授治校，并不表示張維迎看輕教授的位置。相反，他把選聘教授作為辦好大學的關鍵，也是最難的問題。

　　2003年，北大提出人事改革方案，直接對教師選聘制度進行變革，在校內引發“

地震”。張維迎說，改革方案的一部分是關鍵的“承重墻”，另一部分則是“隔離板”，相對次要一些。而方案中的“承重墻”便是打破近親繁殖，以及教師非升即走制度等。

　　他認為，近親繁殖與大學師資隊伍的“家族化”有關系。中國的大學就算一分錢都不增加，但只要打破近親繁殖，人才流動起來，創造的價值都會成倍增加。

　　“招聘新人都是學校的老人來選，那怎樣防止‘武大郎開店’的現象？終身教職和學科末位淘汰就有助于解決這個問題。如果老人拿到終身教職，不論新人水平多高，老人的地位都是穩定的，因此壓制新人的動力就小了。同時，如果系里招不到好的人才，發展不好，被學校解散了，老人的利益也無從談起了。所以他只有招到好的人才，才能維持自己的利益。讓那些選人的人有安全感，‘武大郎’的態度就會發生變化。”

　　張維迎還指出，終身教職并不是俗稱的“鐵飯碗”。只有過五關斬六將的優秀人才，才能當終身教授。這些人會“無須揚鞭自奮蹄”。

　　本報天津9月17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