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劍：張五常犯糊涂 我們需要最低工資制度

　　蕭劍

　　張五常先生素以敢言著稱，但人老了難免犯糊涂，他把自己父親當年的學徒制和今天的最低工資制度相比較，就有些牛頭不對馬嘴。他說：“昔日香港的經濟起飛，不僅沒有最低工資這回事，而且作為工廠學徒的往往要給雇主米飯錢———工資是負值了。當年父親作學徒，工資是零，再因為沒有米飯錢給雇主，擺明是三個月可以學滿師的打磨淺技，要學三年，其中大部分時間作掃地、洗碗等粗活。后來父親成為香港電鍍行業的開山鼻祖，受到尊重，養兒育女十一個，我排第九。要是父親當年飛檐走壁(盜竊為生)，不可能生九個。”

　　學徒制在上世紀中葉以后，在大陸也有，但像曾憲梓、張五常父親學徒而成行業巨擘，只是鳳毛麟角。為什么同樣有學徒制，香港起飛了，大陸卻飛不起來？再說，學徒制度和張五常父親不飛檐走壁也沒什么必然聯系。學徒制千年不絕，飛檐走壁者也千年不絕，二者并存不悖。而近來學徒制的式微，跟最低工資制也沒有必然聯系，主要是現代大工業的影響。香港至今沒有最低工資制度，但它的學徒制一樣式微。

　　張五常先生說：最低工資是他知道的、唯一的沒有任何經濟學者贊同的政策。這點我不知道，但他反對最低工資制度的幾點理由卻值得推敲。

　　首先，他說：政府規定最低工資，雇主說雇不雇由我，工無所值當然不雇。然而，某些雇主面對關門大吉，工人不達所值也只能強雇，然后在住宿、膳食等供給上耍花招，希望借此削減成本。實際上，現在國內血汗工廠不少，工人又處于絕對弱勢地位，沒有絲毫議價能力，如果沒有最低工資和加倍加班工資做法律底線，工人沒有尊嚴、延時勞動等非人狀況還會惡化，比起住宿和飲食方面的偷工減料，前者更可怕。

　　其次，他說：農民的生活改進，一個重要出路是轉到工業那邊去。工業有最低工資，農轉工就較為困難了。可是，如果沒有最低工資標準，雖然農民有轉工的愿望，但當工人只能領取血汗工資，保證最低限度的溫飽。這同樣會導致農轉工的困難，阻礙城市

　　再次，他說：有最低工資，工技低下找不到工作的，會容易向扒手或盜竊那方面打主意。我相信沒有最低工資，會鼓勵以盜竊為生的走入正途。找不到工作會不會向盜竊方面打主意，有兩個基本考量，一是成本和風險分析，還有一個道德自律問題。在最低工資制度下，找不到雇主，還可以通過擺攤等形式自主創業。有最低工資制度支撐，人們的購買力會提高，自主創業的空間會擴大。

　　香港當然可以不搞最低工資制度，就如張五常所言：今天的香港有大手綜援，有免費或近于免費的醫療，有政府天文數字補貼的教育，也有過半居民住在政府補貼的房屋里。有了這些，多加一項最低工資是毫無創意的。但大陸不同，大陸沒有覆蓋全民的充分的社會保障托底，再沒有最低工資制度，會變成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

　　最低工資制度的出發點恰恰是為了提高企業和整個社會效率。工資水平如果與經濟發展和公民生存發展成本不相匹配，只能疲于維持生計，人力資本增值、產業結構升級等，都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最終，使整個社會陷入低收入、低素質、低生產效率和貧富兩極嚴重分化、國富民貧的“越發展越窮”陷阱。

　　當然，最低工資制度的存在是由于缺乏全民社會保障所致，也就是說政府沒有盡到責任，只能把責任推給企業。因此，政府在推行最低工資制的同時，應該努力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和企業非稅負負擔，同時逐步提高社會保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