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擎：政府應對弱勢群體表達最大善意

　　肖擎

　　大連“愛在海邊”兒童村從2003年開始代養重刑犯的未成年子女，可是因為資金、注冊、國家政策等諸多難題，已經很難再生存下去。負責人潘芏說，目前全國只有6家類似的民間代養組織，所代養的總人數不超過2000人。而2005年的數據統計，目前有94.8%的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未受到任何形式的社會救助。(9月14日《新京報》)

　　重刑犯子女受父母違法犯罪的牽連，成為一個特殊的弱勢群體，這并不只是他們自己的問題。一方面，國家權力部門通過整治違法犯罪維護了社會的良好秩序，保障了社會安全，另一方面也制造了一個沉重的社會難題：這些重型犯的子女將何去何從？應該說，重刑犯子女的問題是社會文明的副產品，只是我們不是十分重視。一直以來，我們只是零星地看到有一些警察曾好心地收養過一些孩子，可是我們并沒有見到一個完善的救助體系。相反，大多數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一些社會組織以愛的名義照顧著這些可能迷路的生命。

　　應該說，毫不相干的人對一個弱者的愛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體現。可是，一個人的能力畢竟有限，特別是當面對一種社會現象時，把希望寄托在“只要人人獻出一點愛”上是不現實的，因為一個接一個出現，人難免疲勞。一個社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和無政府組織在救助弱勢群體，可弱勢群體的生存仍然面臨重重難題，這就是我們面臨的一種困境。從本質上講，這并非因為救助速度趕不上弱勢群體的增長速度，而是我們的救助方式還沒有建立一種表達善意的活性機制，機械地、分散地、盲目地表達愛，讓我們困難重重。

　　對弱勢群體來說，政府理應是最主要的服務者。雖然政府不是萬能膠，它也不可能一出面就擺平事情，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認為政府可以退居幕后，社會上的好事只能讓愛心人士來做。政府對人民的愛并不一定是給錢給物，撫手慰問，最重要的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集合一切力量，激活救助制度，讓政府成為最重要的觀察者，最得力的組織者和最有效的配合者。這樣，即使政府沒有建立幾個孤兒院、收養所，弱勢群體的生存難題也可以得到有效解決。

　　拿重型犯子女的救助來說。政府的作為空間并不僅在成立收養他們的機構，而在于當社會愛心資源豐厚之時，它應該廣開渠道，為其提供必要的生存條件。政府不僅可以從政策、資金、技術、人員補給等方面鼓勵愛心人士積極地投身這一事業，還可以一定的名譽補償方式獎勵這些人，讓表達善意成為一種積極的、可以驅動的、并能維持下去的社會文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