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嘯鳴：稅收增長的生死時速

　　只要投資能夠持續地非理性上升，無論是按照法定稅率也好，還是按照“按計劃收稅”也好，稅收都會持續地上升

　　□ 鄒嘯鳴  江西師大財經學院

　　7月25日，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公布上半年經濟運行情況：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長10.9%，比去年同期加快0.9個百分點，增幅為近十年最高。同時，中國上半年財政稅收突破2萬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增收3600多億元，達到去年全年三分之二的水平。

　　不難算出，上半年的稅收增長速度是22%，比經濟增速高出一倍。這個情況出現的并非偶然。在過去的五年間，我國稅收步入快速增長期，年均遞增17.7%，遠高于現價GDP的接近10%的年遞增速度。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GDP被政府拿走。

　　被政府拿走的GDP還不止稅收。學者宋奎在《中國稅收與經濟增長相關性的實證研究》中認為，稅收／GDP屬于小口徑宏觀稅負，大口徑宏觀稅負則包含財政預算內、外收入和社會保障基金三種主要收入構成的政府收入／GDP。1994年到2003年的十年間，這個稅負的均值達到21.6%，峰值達到26.5%。就是說：GDP的1/5-1/4被政府拿走了。若考慮企業收費、攤派、等各種“灰稅”、“黑稅”收入，宏觀稅負將達到30%-35%，即GDP的1/3。

　　稅負雖然沉重，但同期的GDP卻仍然是以接近10%的罕見速度上升。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20%的稅收增長能夠持續嗎？或者說，在這樣的稅收增長下，10%的GDP上升速率能夠持續嗎？筆者認為，我們必須弄明白稅負上升和GDP上升的原因，才能理解它們是否能夠獨自地和交織地持續上升。

　　稅收高漲源自何方？

　　1999年、2003年、2005年，中國稅收收入先后突破1萬億元、2萬億元、和3萬億元。跨第一級臺階用了四年，跨第二級臺階用了兩年。從目前情況看，跨第三級臺階達到4萬億元只需一年。中國稅收如此迅速持續上升，原因來自以下合力的貢獻：一、“金稅工程”的貢獻；二、GDP增長的貢獻；三、“計劃征收”的貢獻。

　　隨著金稅工程的完善，跑冒滴漏會減少，使稅款實征數不斷接近法定應征數。但它對稅收的上升是會有限度的。許善達的研究表明：1994年，中國稅收的實際征收率為50%多一點。而到2003年，實際征收率已提升至70%以上。美國等發達國家的上限也不過80%。它將來對稅收增加的貢獻就將越小。

　　GDP的上升對稅收的上升的貢獻也是復雜的。今年上半年由于GDP的上升導致稅收上升有一些時代特征。從稅收品種上看，進口關稅、證券印花稅和車輛購置稅三項合計增收523億元，而上年同期僅增收46億元。這個增幅，反映了我國一年來進口上升迅猛、證券市場異常繁榮和汽車消費飚升的現實。

　　國內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雖然增幅不高，甚至它們跟當年GDP的上升聯系也不夠緊密。但這是構成稅收的大頭，反映了我國正處于重化工業快速增長的時期。前幾年鋼鐵等上游產業的投資增長很快，帶來了近年(包括今年)稅收的快速增長。隨著資金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加快，增值稅的增長將會更快。

　　在重化工業階段，生產型增值稅具有明顯的累進性特征。這將會給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帶來明顯的負面影響。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和

個人所得稅增率高于今年上半年稅收總額的增長率。這反應了企業和個人的稅負加重。

　　“計劃征收”的貢獻比較具有中國特色。按理說，稅收的口號是“依法納稅”，但是我們國家在執行過程中，變成了“依計劃納稅”。既上級要求下級必須完成增收的“任務”。而且這種任務在我們國家會被層層加碼。這樣就導致了“借稅”和“買稅”的出現，也導致了宏觀稅負計算的困難。

　　綜合以上因素，筆者認為，20%以上的稅收增速將會隨著“金稅工程”效能的完備和“計劃征收”的減少而下降，但是投資的上升仍將持續支持稅收的上升。因此，進一步分析投資和GDP的上升的動因和趨勢，更有助于我們理解稅收變化的趨勢。

　　稅收背后的驚人投資

　　GDP的構成是“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凈出口”。過去五年消費品零售總額占GDP的比重從39%強到37%弱，其增長速度分別為10.1%、11.8%、9.1%、13.3%、12.9%；過去五年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則從34%上升到48%，其增長速度分別為13.0%、16.9%、27.7%、26.6%、25.7%；過去五年政府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保持在18%左右；過去五年進出口的增長速度分別為7.5%、21.8%、37.1%、35.7%、23.2%。

　　對以上數據進行簡單分析：消費增長比較平緩，一直保持在10%左右徘徊；而投資增長速度很高，特別是投資占GDP的比重已經超過了40%；政府支出的比重較平穩；進出口特別是出口增長異常迅猛，導致外貿沖突加劇。

　　很清楚，GDP的增長主要依靠投資增長和出口增長。出口增長迅猛是源于偏低的

匯率、偏低的勞動力導致“中國制造”的產品非常便宜，在國際上極具競爭力。投資增長與出口有關，但是在國內消費增長平緩的情況下，投資增長如此迅猛，是非常獨特的，在人類發展的歷史上幾乎找不到先例。如果在產權清晰的情況下，投資是要冒風險的。因此發達國家的投資占GDP的比重，基本上在20%左右徘徊，而消費占GDP的比重基本在60%-70%左右。

　　中國經濟很大程度仍然屬于審批經濟，各地基本上仍然是以GDP的上升考察官員業績，因此官員對投資情有獨衷。而投資建成后遭遇回報的風險，則是多年后的事情。而投資之所以能夠進行，銀行的貸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撐作用。由于銀行本身也屬于準官僚機構，因此對風險的評價并不獨立，受到官僚壓力而麻木。

　　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銀行的不良資產屬于制度性的問題，每隔幾年就剝離一次。1997年的剝離是由財政買單，當時說了“下不為例”；2003年的剝離是由外匯儲備買單。只要銀行的“國有”制度不剝離，人民就必須不停地給不良資產買單。

　　可見，GDP的上升能否持續，外靠出口，內靠投資。而投資的上升未必靠消費，而是靠銀行的貸款支撐。只要沒有人對制度性的不良資產負責，中國的投資就會離奇地上升。全國就像一個大工地，到處有項目開工。

　　金稅工程等對稅收上升的意義僅僅是技術層面的。真正支撐稅收飚升的制度性因素是投資的非理性上升。只要投資能夠持續地非理性上升，無論是按照法定稅率也好，還是按照“按計劃收稅”也好，稅收都會持續地上升。

　　消除稅收猛漲的隱患

　　面對飚升的稅收，稅務部門習慣于以此作為自己的政績。但作為納稅人的老百姓總免不了問一聲：我能分享什么好處？按照稅收的公共服務邏輯，目前的稅收政策存在很多問題。比如稅收被當作打壓

房價的工具，卻沒有人關注上升的稅收被拿去干了什么？政府以此提供廉價房產從而提高了納稅人的福利了嗎？沒有看到這樣的允諾。

　　“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是本屆政府的行政目標。政府為公民謀取社會福利正是政府存在的意義所在。這一行政目標的實現，當然依靠稅收。而稅負的問題不僅僅是輕重的問題，更是是否經過公民的“同意的計算”的問題。稅種和稅率的確定，必須是官員的權力和公民的權利的權衡的結果。對目前稅費飚升的局面，我的建議如下：

　　一，全面調整和理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權和事權。公民完成了納稅義務，就不能再承擔納費義務。中央政府必須對地方政府的亂收費行為給予有力的制止，對各地方政府的各種收費文件全面清理，整個過程可以考慮充分調動當地公民的積極性。

　　二，政府必須先根據公共服務為方向確定財政支出的方向和總量，再確定和固化財政收入總量，再固化稅收的總量。這個邏輯和程序絕不能被顛倒。只要當年的稅收總量完成，那么多收的稅費必須作為第二年減稅的依據。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降低宏觀稅負，減輕公民的負擔。

　　三，各級政府都必須按照國際通行的規則公布自己的財政收入-支出平衡表，特別是要有各項細則說明。各級政府間的財政收支表必須能夠對接，并最終跟公民的“稅收-服務”平衡表進行對接。使每個公民都清楚自己所繳納的稅收導致自己在那些方面獲得了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

　　唯有如此，飆升的稅收才不會成為顛覆中國經濟列車的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