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以同情心的名義完善市場

　　中國觀察之秋風專欄

　　央視《社會記錄》報道，瓜哥是陜西西安一位公務員，他看到今年酷熱夏天里西安城的瓜價掉到了每斤兩毛多錢，于是網上發起了一場名為“拯救西瓜——西安網友購瓜團”的活動，短短幾天，就有20多名網友報名。不久前，他和網友一起，到西安郊區的瓜農家里，義購2萬斤西瓜！

　　這位幸運的瓜農得到了4000多元收入，解決了大半年的生計問題。不過，實際效果也就僅此而已。前不久媒體廣泛報道，一群知識分子義買蘭考農民的大米，這個故事與此有點類似。不管是買西瓜，還是買大米，最終也許只幫助了一戶、幾戶農民。當然，活動主辦者看重的本來就不是這一點，而反復強調其精神與道德后果。比如，瓜哥說，這一活動體現了作為一個強勢群體的城市人口對弱勢群體的關心。

　　可以說，這些行為帶有強烈的行為藝術色彩。這樣說，絲毫沒有調侃的意思，行為藝術完全可以表現高尚的道德情操。不過，面對市場邏輯，個體性的行為藝術是無力的——這也許讓人扼腕，但卻是無法視而不見的事實。而急于表達同情心、關心，很可能讓情感壓倒理性，拒絕接受市場的邏輯，而要求用一種更為人性的制度來替代市場。這種心態，在買大米的學院知識分子那里已經表現得相當明顯。

　　而事實已經證明，市場才是農民最好的朋友。上世紀80年代初是農民的黃金時代，其時農民的收入增長超過城市人口收入增長，城鄉差距空前絕后地有所縮小。根本原因正在于，農民以其天然的自由精神，沖破了舊的經濟體制的束縛，在農村恢復了市場秩序，并且把市場擴展到城鎮。市場，而不是國家的關愛，讓數億農民改善了自己的境遇。

　　不過，迄今為止，這個市場仍然是高度不完善的，尤其是城鄉隔離制度也使市場高度分割。有些市場活動是農民天然熟悉的，本來他利用自己的知識、技能從事這些活動，可以獲得比從事農業生產高得多的收入，從而改善自己的境遇。但是，這樣適合于農民的市場網絡，卻經常被城市政府生生切斷。

　　今年夏天，很多城市都打響了對西瓜的戰爭，城市政府禁止農民到城市販賣西瓜。當然，打擊的對象也包括別的商品。城市建立了越來越龐大的城管隊伍，對付來自鄉村、在街頭巷尾從事交易活動的商販。于是，發生了一次商販抗議的行為藝術:8月24日10時許，在忍受一天多的白眼后，市場不讓進，路上有人攆，河南省洛陽市商販李年紅一怒之下，將滿滿一車的金絲大棗，一捧一捧含淚撒向河中。

　　應當說，某些農產品的價格低廉，與這種市場分割有密切關系。目前農民所種植的大多數經濟作物，依賴城市人口購買。某些時令性產品通往城市的銷售渠道如果被人為堵塞，其價格必然下跌。

　　因此，假如城市人士同情農民，那就應當積極地參與城市公共生活，推動城市政府廢除不合理的市場分割制度，給予農民以進城經商、進城販運經營的自由。就像那位將大棗拋入河中的商販所言，“農民進城賣東西，自古有之，這也是老祖宗傳下來的”。城市人口能否推動城市政府承認農民的這一自然權利？或者城市人口是否愿意忍受由此帶來的某些不便？

　　當然，實現城鄉市場的統一并不意味著農民就過上了幸福生活。民主是最不壞的一種政治制度，市場也只是一種最不壞的安排經濟活動的制度。也就是說，市場是有缺陷的，具體地說，市場能夠改善整體的效率，但某些人必然因此要承擔效率改進的代價。推動效率提高的機制，可能令某些市場參與者受到傷害。比如，中國廉價產品進入國外市場，推動該國消費品價格下跌，造福于大多數民眾，但其工人就可能失業。

　　在農產品市場上，價格機制更具有較大殺傷力。所謂谷賤傷農就是這個意思。西瓜豐收，很可能導致西瓜價格暴跌，瓜農收入有可能反而比不上歉收年份。但價格暴跌，也會給農民發出信號，來年減少西瓜的種植。當然，這里的價格信號可能導致農民難以理性作出決策。好在市場機制本身也會發育出矯正此一缺陷的制度，比如，在美國，就有較為發達的農產品期貨市場、保險制度。這些機制可以使農民分散風險，增強農民收入的確定性。

　　因此，解決谷賤傷農之類的問題，靠部分熱心人士的同情心無濟于事，懷疑市場機制而試圖回歸某種政府保障福利的體制，結果只能適得其反。減少農民收入風險的正道還是市場的深化、細化。人們應當思考的真正問題是:為什么在農產品領域，能夠幫助農民分散風險的那些機制不能發育起來？這很可能是金融管制的惡果。這也是具有同情心的人士的一項道德義務:推動政府承認放松金融管制，讓市場自發地形成分散農民風險的種種制度。

　　(作者系北京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