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權力推動的強制增長讓中國付出了太多代價

　　目前的增長模式是一個令企業家跌落的巨大陷阱，一個一個看似成功的企業家，最終都難逃遭受羞辱，甚至成為罪犯的宿命

　　□ 秋風 學者，獨立撰稿人

　　又一輪宏觀調控開始了，中央政府尤其下定了調控房地產行業的決心。而這一輪調控的重頭戲，就是打擊與房地產領域相關的犯罪活動。短短一個多月時間，安徽省副省長何閩旭、天津市檢察院檢察長李寶金、福建省福州市國土資源局局長王炳毅、福州倉山區土地局局長李仲、倉山區區委書記張森興先后被“雙規”。盡管其職位五花八門，但都全部都涉嫌在城市拆遷、土地交易、房地產開發等領域進行權錢交易。當然，與他們關系密切的房地產開發商也同時“出事”。還有更多商人遭到調查，隨時可能面臨牢獄之災。

　　房地產業的黑暗一角因此而被揭開。官商勾結在這個產業已經病入膏肓。可怕的是，這個產業卻是整個經濟的支柱產業，尤其是在某些大城市，房地產及其相關產業竟然可以貢獻GDP的30%、40%。人們怎能不懷疑當下經濟增長的道德性？

　　增長背后的權力之手

　　其實，這種情形不僅僅存在于房地產業。

　　比較中國與印度經濟，會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過去十幾年，國際商學兩界公認，印度已涌現了二三十家世界級大企業，從軟件業、制藥業到鋼鐵業。但持續了一代人的中國經濟增長，卻沒有孕育出哪怕是一家偉大的企業。任何一個嚴肅的經濟學家都知道，企業是經濟活動的主體，富有活力的企業是經濟健康增長的基礎所在。中國經濟的增長奇跡卻似乎顛覆了這個常識。中國幸運在哪兒？

　　簡單說來，印度的增長完全靠的是政府放松管制之后被釋放出來的企業家精神。在中國，經濟增長的很大一部分同樣來自這種企業家精神，這一點，以溫州經濟最為典型。但另外一部分則來自于國家的強制推進，尤其是90年代以來地方政府的強制推進。

　　有的時候國家似乎確實擁有某種魔法，直接充當經濟增長的主體確實可以創造出某種奇跡，就像計劃經濟的最初若干年那樣。90年代以來地方政府間展開的為了增長的競爭，似乎也導致了同樣的效果。當然，這意味著政府權力的復辟，在80年代的退縮之后，政府—這一次換成了地方政府—再度恢復并且擴張其控制性權力，竭盡本地一切可交易的資源招商引資，扶持最能實現政績最大化的產業。

　　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房地產業。對于熱衷追求政績的地方政府來說，這個產業簡直是上天的恩賜：第一，這個產業產出上面能夠注意到的政績的效率最高。它能吸納大量投資，能夠創造高速增長的GDP，也能給政府帶來大量稅收收入。第二，政府又恰恰控制著這個產業所需要的兩種最重要的要素：土地和信貸。對于地方政府來說，主要是土地。城市原有城區已被憲法宣告為完全屬于國有，地方政府當然可以隨意拆遷、改造；鄉村土地盡管法律上屬于農村集體所有，但地方政府通過其政治與行政控制鏈條，享有事實上的支配權。第三，這意味著，政府可以壓低支付給農民的土地征用補償。這樣，政府就有條件以非常低廉的土地價格吸引工商業投資者。而用于商業和房地產開發的土地，政府則可以通過操縱供應將其價格哄抬上去，從而獲得了巨額預算外收入。這筆收入又可以作為政府進行政績工程、面子工程的資本。因此，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經濟、尤其是城市經濟迅速地“房地產化”。

　　但權力必然帶來腐敗，不受約束的權力會帶來無法抑制的腐敗，尤其是當這種權力直接介入經濟過程中的時候。在房地產產業鏈條的每個環節，人們都能看到強壯的權力之手。首先，在城市政府獲得土地的環節，或者是通過拆遷，或者是征用農民土地，政府都是利用權力將自己的交易條款單方面強加給市民或農民，拆遷戶、被征地農民的權益被普遍忽視、踐踏。其次，在政府出讓土地環節，協議出讓土地的幕后交易是可以想象的，而“招掛拍”也未必能夠削弱權力對交易結果的影響。最后，在房屋供應環節，權力總是在市場背后哄抬價格，比如，政府通過短期內大面積拆遷，人為制造大量被動需求。或者政府通過縮減土地供應向市場釋放供應短缺的信號，推動房價上漲。

　　權力與企業無間合作，確實制造了令人眩目的房地產市場繁榮。城市經濟也因此保持了高速增長，維持了一種熱火朝天的繁榮局面。但是，繁榮背后卻是令人瞠目的犯罪活動。僅僅是

宏觀調控殺雞儆猴式的清算，就揪出了如此多的官員，如果嚴格地執行相關法律，不知還有多少官員落網。可以說，在這個行業，官商勾結不是偶然的意外，而幾乎是一種必然的法則。增長卻帶來腐敗，從而損害政府的治理權威，這樣的代價是否過高？

　　經濟增長了，企業家死了

　　在這樣的環境下，當然不可能指望出現偉大的企業家。

　　事實上，如果稍微回顧一下過去20多年企業家的興衰史就會發現，目前的增長模式是一個令企業家跌落的巨大陷阱。一個一個看似成功的企業家，最終都難逃遭受羞辱，甚至成為罪犯的宿命。遠的不說，在90年代涌現的一批國企強人，比如

健力寶的李經緯、三九的趙新先、長虹的倪潤峰、

中航油的張久霖，到這個世紀之初紛紛因為經濟問題落馬。國有銀行的高管們也曾經一個接一個入獄。民間曾經出現過一批資本運營高手，張海、顧雛軍、德隆的唐氏兄弟等曾經風云一時，后來也陸續成了階下囚。現在，似乎輪到房地產大亨們了。

　　筆者大膽斷言：中國企業家的犯罪率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越是在中心城市，越是看起來現代化的產業，越是在政府扶持、重視的那些行業，企業家的犯罪率就越高。因為，在這里，權力的控制越有力，尋租經濟的色彩最濃厚，要取得經營成功就越是得勾結權力。在這些領域，究竟是權力在誘惑商人犯罪，還是商人在腐蝕官員犯罪，已經難以辨析清楚了，因為，權錢交易已經成為這些人的生活方式，雙方都已經習慣了彼此勾結、共同發財的美好生活了。

　　高增長卻伴隨企業家的高犯罪率，這確實是世界經濟史上空前絕后的一種現象。前面曾經指出，中國經濟增長部分依靠企業家精神，部分依靠政府直接介入。單從增長的直接經濟后果看，這是中國的幸運。但是，企業家的高犯罪率卻提醒人們，這種額外的增長動力，也許是一種不幸。政府直接利用權力推動增長，確實給經濟的自然增長加了一把力，但是，這把力也產生了一種致命的反沖力：它對那種自然的增長動力，即企業家精神的健全發育，造成了嚴重負面影響。它讓中國幾乎無法成長出偉大的企業。

　　就此而言，目前的經濟增長存在著致命的結構性缺陷。正是因為在所謂高端行業、現代化行業，企業家精神被權力扭曲、抑制，這個經濟體的上層結構反而最缺乏創新，最缺乏效率，也最不健康。這意味著，增長的長期前景是脆弱的。

　　這種增長的社會后果更為嚴重。這種增長固然對普通民眾帶來了某些收益，但是，它也讓很多民眾產生了一種被剝奪感。拆遷戶、失地農民、工資長期被抑制的新興產業工人、被高房價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市民等群體，不可能為這個增長歡呼。對于過去的增長的評價，國際與國內形成強烈反差；經濟學圈子與公眾媒體形成強烈反差。說來也許奇怪，增長給整個社會帶來的不是一種喜悅，而是一種懷疑、焦慮、不滿甚至憤怒。現在，當某位官員或學者預言中國將在某年趕超日本或美國、或某地宣布自己已進入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時候，得到的是一片嘲笑、譏諷。這樣的民眾心態，實際上已經宣告了一個增長至上時代的結束，現在的問題僅僅是怎樣結束。

　　公眾對于官商勾結下的增長機制的懷疑和憤怒，也損害了企業家、市場化改革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一提起企業家，人們馬上聯想到官商勾結，一提起市場化，人們立刻聯想到漲價。陷入信譽危機的改革，是難以為繼的。可以說，權力所推動的強制增長，反而為制度變革設置了似乎難以逾越的社會政治障礙。為了增長，也許中國付出得太多了。

    本文原標題為：企業家罪從何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