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洪：孫志剛之后 誰將引發制度變革

　　由一個人的死，引發某些重大社會制度變革的，這些年里大概只有一個孫志剛。眼下，或許還會產生兩個——李志強和孫留根。前者在小販暴力下殉職，后者是城管暴力的犧牲品。“一個攤販的刀子，所刺中的決不是一個城管副隊長，而是當前城市管理的軟肋。”一個無辜老漢死亡前的責問，所追問的也不僅僅是個別城管隊員的粗暴的執法行為，而是城市管理者的智慧

　　由一個人的死，引發某些重大社會制度變革的，這些年里大概只有孫志剛。眼下，或許還會產生兩個——李志強和孫留根。

　　前者是北京市海淀區城管監察大隊執法人員，于8月11日遭遇無照商販暴力抗法，被刀刺中，經搶救無效而殉職。

　　后者是河南省平頂山市一63歲的市民，在8月10日，因責問正清查小攤小販的城管為何不文明執法，遭遇城管隊員群毆、謾罵后，仆地而亡。

　　小販暴力和城管暴力就這樣以非常極端的方式，在不同的城市同時上演。李志強和孫留根，盡管，兩者死后待遇不同——前者，兇手被當場抓獲，有市委書記親自過問，有隆重的追悼會，有申報為烈士的可能；后者，兇手尚未認定，沒有城管部門的溝通，沒有風光的葬禮。但他們的死因相近——均是小販暴力與城管暴力沖撞之下的悲劇；他們死亡的社會價值相同——都喚起了社會對現行城市管理制度(確切地說是市容管理制度)的質疑。

　　于是，近年來各地小販暴力抗法、城管暴力執法的案例，被一一翻出來曬太陽，社會輿論直指當下城市管理中的怪圈。《信息時報》一篇評論說：“一個攤販的刀子，所刺中的決不是一個城管副隊長，而是當前城市管理的軟肋。”一個無辜老漢死亡前的責問，所追問的不僅是個別城管隊員的粗暴執法行為，而是城市管理者的智慧。

　　什么是城市管理？往大里說，城市管理是“對城市中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進行整體管理”。往小里說，城市管理是指“對城市公共空間和公共設施的管理”。按照城市管理學教科書的理論闡述，城市管理的職能被概括為導引、規范、治理、經營和服務。

　　按照上述說法，筆者理解，城市管理的5項職能中，“導引”是城市管理中的第一要義。所謂導引，其原則就是使其“符合客觀規律”。也就是說，任何對于城市中人和物的規范、治理、經營、服務的行為，都是建立在符合城市發展的客觀規律上的。

　　在我們的城市里，小攤小販，算得上是符合城市發展規律的客觀存在罷。這些在嶺南方言中被稱為“走鬼”的群體，不僅出現在城市化尚在初級階段的中國，也出現在西方許多知名的國際大都市——紐約曼哈頓街頭也有賣熱狗的小販，像極了我們的賣烤山芋、煎餅果子的攤兒。這些人有的來自他鄉貧窮的鄉村，有的則是本地疾速城市化過程中被邊緣化的居民。

　　因為不可回避，城市管理中任何規范、治理、經營、服務行為措施，都必須考慮到這一群體的客觀存在。更何況，這些群體中相當一部分本身就是城市化產物——隨著城市擴張，土地被兼并開發，失去土地的鄉民像無根的浮萍，游走在城市里。城市街頭的小本營生，是他們惟一的生路。

　　如何讓小攤小販們與城市和諧共生，考驗著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大多數城市對小攤小販的管理簡單粗暴——有證的，管起來；無證的，趕出去。倘若這簡單粗暴的“管”與“趕”的過程，再曖昧地摻和著部門私利，沖突便在所難免。

　　“小販暴力VS城管暴力”的怪圈背后，最該關注的還不是城市管理者具體的管理技巧，而是他們對城市的認識及自我在城市的定位。在一些人看來，城市是少數人的城市，城市功能設置必須服從于城市外在形象的設計。如此，在許多城市的規劃設計中，小商小販被忽略不計，即使有，也往往被塞進城市的皺褶里，管起來、藏起來，生怕他們破壞了“國際大都市”的美好形象。于是就有了這樣的怪現狀：為了GDP增長，不妨對污染項目網開一面；卻為了所謂的城市景觀，對小攤小販們的區區管理費斤斤計較；如此，才導致一些政府的斜視，只見小販暴力抗法卻不見城管暴力執法……

　　我們不愿意看到一個城管因公殉職，也不愿看到一個無辜市民的冤死。要走出“小販暴力VS城管暴力”的怪圈，城市管理者還需自省。

　　郝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