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杰：理念未廓清前 我國不宜草率推出反壟斷法

　　趙杰 中央黨校研究室

　　什么是壟斷？什么是壟斷管制？這些基本概念至今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反壟斷判定和實施的原則與標準也總是變化無常。基本理念還沒理清就制定一個經濟憲法，那將來的麻煩是難以預料的；同時，現實利益調整層面的矛盾也很尖銳。

　　為什么從八屆人大一直拖到十屆人大，《反壟斷法》才得以在人大“一讀”？這和我們目前的市場競爭發展水平緊密關聯。雖然公眾對《反壟斷法》的熱情高漲，很多人認為可以先搞出來再完善，但我依然認為應該慎重對待此事。否則，對于我國第一次起草自己的經濟憲法而言，其立法質量和未來執行效果會存在相當大的隱憂。

　　需要注意的是，中國產生反壟斷法的背景和西方完全不同。西方是由于大企業在自由的、充分的市場競爭中逐漸顯露不良的社會政治影響，才引出反壟斷法，這個前提是存在充分的、自由的市場競爭。而

中國經濟市場的許多重要領域，大量有濃厚政府管制色彩、延續過去體制獲得的政府授權而實際需要公共政策機制予以調整的“官辦”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行使著變形了的“市場權力”(實質是政府權力向市場領域的延伸)。人們期望解除政府這種不合理的行政壟斷，引出了對《反壟斷法》的社會期望。中國《反壟斷法》的社會背景，是市場競爭和基礎市場制度建設都不足。

　　現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使用反壟斷法仍是極其謹慎的。19世紀，美國擔心大企業左右國家政治生活，于1890年制定了《謝爾曼法》(Sherman Act)，目的是制衡大企業的市場權力。但出于對自由市場秩序的尊重和私人權利的維護，在實際操作中，最終呈現出放松對壟斷(市場權力)管制的趨勢。因為他們很清楚，反壟斷法是雙刃劍。用政府權力管制市場，實質是公權力對私權力的侵犯。政府權力打著公眾利益的旗號，既可以維護市場競爭，也可以傷害市場競爭。這種公權力施行后帶來的結果往往很難預先知道。就好比，往一個生態系統中引入一個新的物種，我們很難確定新物種對生態平衡的改造和影響效果一樣。所以明智的做法是不輕易啟動法律這個外力來干預市場自身的運作。市場自身的調節更多地應該依靠市場經濟的制度屬性，即價格機制等來完成。

　　舉例來說，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在1974年被政府認定“壟斷地方和長途電話服務以及電話設備市場”，1984年， AT&T的國內電話業務被分拆為8家小公司。這個分拆大企業的案例，并不是因為大企業的壟斷(市場權力或“經濟壟斷”)導致消費者不滿引發分拆的，而是因為美國政府經過反復的評估，認為電話服務業需要發展，拆分成多家比一家壟斷能促進更多資金進入、提升這個產業發展，于是利用反壟斷法把AT&T拆分了，后來證明當初的決策是對的。而微軟的拆分案現在是不了了之的，因為測算評估表明，拆分微軟并不會促進美國系統軟件行業的發展，所以就停止施用反壟斷法了。

　　現在的《反壟斷法》草案，裹挾著理念層面的混亂和現實利益調整層面的博弈，以及公眾的不滿情緒。在理念層面上，什么是壟斷？什么是壟斷管制？這些基本概念至今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反壟斷判定和實施的原則與標準也總是變化無常。基本理念還沒理清就制定一個經濟憲法，那將來的麻煩是難以預料的；同時，現實利益調整層面的矛盾也很尖銳。中國的自由市場競爭制度尚未形成，又要面臨外來的嚴峻競爭，這樣的情態下急急忙忙構建一個《反壟斷法》，對外宣稱我們已有自由競爭的規則，不一定有利于在國際上競爭。現在的反壟斷法中存在對管制性企業的豁免條款，這必然導致判別標準的混亂，很容易成為利益集團利用公共政策博弈的借口，也影響了制度創新和大企業的長遠發展。所以，根本的做法還是應該先加緊梳理出清晰的理念，同時加快對政府管制的改革，逐步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對中國地方保護主義性質的行政壟斷則需要通過法治過程得到根除。

　　因此，制定《反壟斷法》對市場中的限制競爭行為進行管制，應該慎重。在政府改革和公共政策層面，掃清阻礙市場競爭的體制障礙，構造好市場競爭的制度基礎，削除政府的不當管制，是比通過《反壟斷法》來促進市場競爭，更為緊迫也更為務實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