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清波

　　美國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曾任約翰遜總統的特別助理。幾年前，他與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有過一次關于中國的嚴肅討論。最近，在回顧這次討論時，他表示：“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中國出現了很多白手起家的民營富翁。從數據上來看，去年中國民營企業的產值已經超過國有企業，這對中國這樣一個傳統很深厚的國家來說，應該說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就我個人感覺，這也是中國一個非常奇特有趣的現象。”（《瞭望東方周刊》 8月23日報道）

　　約翰·奈斯比特用“非常奇特有趣”來形容中國民營企業的產值超過國有企業的產值這一現象，這是因為，他看到的正是當代中國改革的一個“意外”表現：體制內改革步履艱難，體制外改革成果斐然。“體制內”即在社會主義公有制體制之內，許多改革措施裹足難前。特別是國企改革，各種改革方案、舉措層出不窮，但許多國企仍然諸病纏身，相反，在“體制外”即非公有制經濟的改革中，由于順應了市場經濟規律，發展形勢非常迅猛，民營企業的蓬勃發展就是一例。

　　事實上，筆者認為，當代中國改革還有另外兩個“意外”表現：

　　一是盡管中國總體戰略上實行的是“漸進式”改革，然而，在局部領域，取得巨大成功的卻是“激進式”改革。例如，整體上看，我國農村改革就是“激進式”的，全中國廣大的農村，僅僅在短短幾年的時間里，就全面推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相反，國企改革卻一直是 “漸進式”，摸著石頭過河，效果反而不彰，這顯然令人感到“意外”。

　　一是從宏觀上看，改革是以政府權力為主導，是政府在推進改革，但實際上，具體領域成功的改革，卻往往有賴于民間的智勇開創。最典型的還是農村改革，家庭聯產承包制是由安徽幾十個農民寫下“血書”后探索出來的。民營經濟的發展，其最初本源也可追溯到改革初期，一些普通百姓冒著觸犯“投機倒把”等諸多罪名的風險小心翼翼地探索、開拓。反過來，國有企業改革中公權力一直在唱主角，反而變得舉步維艱。

　　從這三個“意外”中，人們也不難獲得三個“啟發”：

　　第一，民營企業等中國“體制外”的企業之所以能夠蓬勃發展，是因為它們“身輕如燕”，沒有國有企業那么多的歷史包袱，更重要的是它們有相對明晰的產權，因此在發展過程中更有活力；相反，國有企業其實一直沒有能夠解決好產權歸屬問題，改革不僅難以攻堅突破，甚至導致瓜分賤賣國有資產、把大量職工甩出來增加社會穩定風險等諸多嚴重問題。因此，正如約翰·奈斯比特指出，國企改革應慎重考慮如何在體制改革變得更有效率的同時讓盡量少的人下崗。進一步做到“產權明晰”，在“產權明晰”的基礎上實現“責任明晰”，也仍然是國企改革的當務之急。

　　第二，中國是一個后發國家，因此在改革上的步伐絕不容許遲疑，必要的謹慎是應該的，但一旦確定了正確的方向，找到了正確的路徑，就必須大膽跟進，以“激進”的方式，雷厲風行。當改革因素的累積性增量已經達到一定幅度，猶豫遲疑只會坐失良機，敏銳察覺，快速推動，不給舊體制喘息調整反撲的機會，也不讓既得利益集團的干擾阻撓得逞，這是當代中國改革攻堅階段必要的戰術考量。

　　第三，政府要堅定不移地推動改革，但是，在改革的具體過程中，要更加注重發揚民主，尊重和相信民間的智慧和勇氣，要始終讓民意來主導改革的進程，讓人民群眾成為改革進程中的最大受益者，讓各個階層公平地享受改革成果，繼續保持和發揮人民群眾對改革的熱情和積極性。政府自身要進一步加快轉型，適應發展，建立健全更加科學民主的決策機制，順應民主法治的潮流，而不可故步自封。要讓民意來推動改革方法的積極探索，而不可由權力來對改革方案閉門造車。

　　懂得了這樣三個“啟發”，并將之付諸實踐，再回過頭來觀照中國當代的改革歷程，則各種“意外”都將不再令人感到“非常奇特有趣”，成功和失敗都有其內在的必然性，中國改革的成功將是更加順理成章之事。